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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的余威在学术界的体现，就是北京大学中文55级同学在批判学术权威的口号声中，以群众运动的形式，在1958年集体编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封面印成红色，俗称“红皮文学史”。北大，是中国高校的一面旗帜，此举影响了全国。别的高校我们不知道，反正山东大学中文系也动起来，准备写一部三百万字号称“中国大文学史”的书。比我们高一届的中文55级受命编一本《文艺学新论》，编大文学史的任务，落在中文56和中文57两届同学的头上。
　　那是1960年上学期，亦即大学四年的最后一学期，开始还上点课，不久就停课，以科研代读书。“大文学史”编写分为几个段（或组），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近代。同学们采用自愿报名的方式，把名字签在某一段上。我比较喜爱唐诗，入学后在青岛，曾在书店买过一本北京大学林庚先生写的《诗人李白》的小册子，介绍李白的生平并对其诗歌进行综合评价，很适合大一的学生阅读。后来还买过一本《唐才子传》，这是古人写的，也是对唐代诗人的介绍。因而我报名参加隋唐编写组。
　　先秦两汉组由虞振国任组长，高亨先生是顾问，虞振国学兄当时是年级党支部书记；魏晋南北朝由牟世金任组长、陆侃如先生为顾问；隋唐五代编写组由向仍旦、凌南申任组长，顾问是萧涤非、黄公渚二先生；宋元组组长是田士琪，顾问是冯沅君先生；明清组组长是赵呈元，顾问是袁世硕先生；近代组组长是曾元生。
　　据士琪大姐的回忆，编大文学史的动议是由中文系主任章茂桐和系总支提出的，成仿吾校长非常支持。1960年3月，全国人代会召开，成校长会后没回济南，四月初系里派田士琪和颜学孔两人去北京，向成校长汇报编写的情况。听完汇报，他很高兴，为了搜集资料和出版的方便，成校长亲笔给田、颜二人写了几封信介绍信，其中有给商务印书馆馆长的，有给中国戏剧学院张庚教授的，有给中国人民大学何洛教授的，这些人都是他在陕北公学时代的学生。拿着他的介绍信，一路畅通，而且还享受了高规格的接待。
　　近代编写组的六个人，王兴志、任方桐、谢家桂、佘树森、陆联星、57级的徐某，由王兴志带队到北京，去北京大学、中华书局看书找资料，编写了一个月。陆联星学兄回忆，他分工写的是龚自珍到章太炎的诗文。陆兄谦虚地说，章太炎的著作那么多，文章又难懂，只好参照前人的评论东拼西凑。他们去时，是四月底，还有幸观赏了五一劳动节晚上天安门放焰火的盛景。当时，彭真任北京市长，虽在困难时期，北京还不收粮票，社会秩序很好。
　　胡锡涛学兄在宋元组，他和胡晨学兄负责“元杂剧”这一节。锡涛学兄入学前是上海电影公司的放映员，曾为国母宋庆龄放过电影，是在宋庆龄先生的私宅中放映的。他以调干生身份考进大学。他在业务上很棒，文笔也好。在山大期间以及毕业后在复旦大学，都曾以所谓“走白专道路”，挨过批判。在参加编写“大文学史”之前，他和胡晨合作的《关汉卿戏剧创作的艺术特色》在山东大学文科学报上发表过。
　　成仿吾校长对编写大文学史十分关注。据田士琪学姐回忆，有天晚上，成老特地到宋元组看望“夜战”的同学们，并召来近代组的几个同学座谈。他看同学们写作很辛苦，吩咐食堂准备夜宵，以后我们深夜休息之前，就能吃上温热的点心了。
　　冯沅君先生是宋元组的顾问，她住在老校。小脚伶仃的冯先生，以六旬的高龄，有时晚上还踩着泥泞的小路，在陆侃如先生的搀扶下，来到编写组，与同学们切磋、琢磨文稿。
　　当时同学们的热情很高，项怀诚学兄在明清组，并担任明清组的资料员，负责收集管理资料，他还到山东省图书馆借了一些善本书，如李卓吾的《焚书》，这本书在山大图书馆都没有收藏。项怀诚还用钢板刻印了一些资料，如前人评论《红楼梦》的一些观点，黄炽学兄告诉我，他至今还保存着。
　　我们隋唐编写组可能由于资料较全，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到北京去。我们隋唐组的指导老师是萧涤非先生和黄公渚先生。据青岛的崔素兰学姐告诉我，黄先生迁校时没有到济南，属于那种“抗命”者之一，但也可能是经过批准的，个中情况，崔大姐也不太清楚。反正，在编大文学史期间，他来到济南，在我至今仍保存的隋唐组师生的合影中还有他。这张照片是1960年6月份在新校的宿舍前拍的。黄先生是才子型学者，涉猎广泛。大二时，他教我们魏晋南北朝文学，讲课时大声吟咏，陶醉于诗文的境界中。遇到好的句子，他马上要我们圈点，比如讲曹丕的《典论·论文》，对“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就要我们圈点起来。这本讲义，我保存至今。毕业留校作研究生的冯能保兄就是黄先生指导的。1964年，因卷入一件莫须有的经济案件，黄先生饮恨而终，惜哉！
　　我们编写大文学史的地点，是在新校的一栋楼中，分给我们一间教室，大桌上是各种资料，如《资治通鉴》、《新唐书》、《旧唐书》各家的全集、选集以及后人的注释、评论等等。任务好像是分派的，我分摊的是一块“骨头”，“诗人张籍、王建、李绅”这一节，在群星璀璨的唐代诗人中，他们的成就比较暗淡。我没有如愿写我喜爱的诗人李白，心中老大不高兴，写起来也就不得心应手，感到笔头艰涩，前两稿没有通过。后来，不知怎么开了窍，调换一种写法。向仍旦兄审读时，我见他连连点头，心中觉得踏实一点，后来获得组内通过。在总结大会上，记得凌南申学兄还表扬了一下，大意是，石家麟写的那一节，头两稿不怎么样，后来变换一种写法，好多了。但是在评定成绩时，还是有一位女同学提出：以他的水平，本来可以写得更好些。意思是我还未尽力，只同意给“四分”（满分是“五分”）。对此我毫不介怀，我本来就这点水平，她的话是高抬我了。
　　在那间集体编写大文学史的教室中，每人有一张上课用的单人桌，材料和稿子就放在抽屉里。我写作用的那张桌子不临窗，名符其实地“面壁”而坐。有时也难免心有“旁鹜”。从大三下学期开始，我就想着毕业后的工作去向，记得1959年寒假回校，从合肥上火车后，列车的扩音器播放马思聪的小提琴曲《思乡曲》，优美的旋律，动人心弦。可我此刻，一点留恋故乡的思绪也没有，火车向北开，我想如果终点不是济南而是北京多好，当时我最想的是到中央文化部工作。在编写大文学史“面壁”之时，有一次曾做过类似占卜的游戏，预卜自己的前途。我裁了许多方块纸，上写“北京”“上海”“安徽”“山东”“外省”等字样，然后将每张纸揉成一团，放在双手之间合掌摇摇，然后取出一张，打开一张上面是“北京”，心中不禁大喜，认为这是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