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结识”李昌宪教授是在一个秋阳疏懒的午后，阳光斜斜地射进窗户，给他的身上镀上一层淡淡的光晕。当年为了梦想奔走的学生，如今依旧在为了理想而奋斗不息。离开河大时，他带走的是对宋史研究的兴趣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如今，作为一名校友重回河大讲座时，他已是一位导师，不倦地为更多有志青年指引方向。在简单而干净的临时休息处，李昌宪教授亲切地讲起了他从河南大学开始的关于历史学研究的故事。一从1978年考入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伊始，李昌宪就对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自1985年硕士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专业以来，他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直到现在依然在历史研究的领域里孜孜以求，笔耕不辍。提及当初的选择，李昌宪坦言“我喜欢研究就去做了”。他的话里随意中透露着认真。而这种“喜欢”也成了他学术研究的不竭动力，源源不断地注入平淡却并不乏味的研究中，使他的研究之流也日益丰盈起来。然而，研究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让他记忆最为深刻的是《宋代行政区划史（含西夏等）》的写作。回忆起那段经历，他记忆犹新：在完成《宋代安抚使考》的著作后，复旦大学周振鹤老师向他约稿并鼓励他说：你是搞安抚使研究的，现在搞地方行政制度，从人物到地方只要稍微转化一下就可以了。“我考虑到行政区划问题对于宋史研究是一个基础性课题，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所收获，那是非常具有学术价值的，所以就答应了下来。”但是真正着手之后他才认识到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宋朝三百多个州府，一千多个县，在三百二十余年间有过哪些变化，内容驳杂，任务量非常大。他说：“当时自己就像陷进了一个沼泽地里，一只脚才拔出来，另一只脚又陷进去了，每前进一步都很困难。从启动到出版，整整花费了十一年的时间。”二李昌宪说：其实从某种角度上讲，历史学的研究往往就像公安机关破案一样，想要提出自己的观点就得拿出证据来，没有证据就无法“定案”。严谨是他多年来研究宋史凭借的不二法门，历史研究是学术性的，探索的是历史的真相，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不能知道当年的“绝对真相”是怎样的，但是我们不断努力，目的就是要让它不断趋近于历史的真实。他告诉我们：收集史料要全面，最好的方法是“竭泽而渔”，把“湖水抽干”，得到你想要的，这样才会少有漏网之鱼。这是一项很难的工作，但并不是收集来的史料都能用，必须要经过严格的考察才能确定它的可靠性。他在史学研究方法上始终强调要读第一手史料，因为二手史料在传抄、加工整理的过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对原始史料有所改动，对研究结论有所影响，所以只有通过所获取的史料进行严格的鉴别，选择第一手、可靠的史料，对其认真地解读，才能了解更真实的历史。三当前也有很多人为了所谓的“成果”曲解史料，断章取义，甚至捏造材料，李昌宪说：“我不敢这样做。”“我总觉得有个人就站在我的身后，当我产生了一个坏念头，想要偷懒或是想要取巧的时候，就会被他看见———他在监督我。”那个“他”，应该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学者的学术良知在督促着已过花甲的老教授在学术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步一个脚印，不敢稍有懈怠。史料研究是一个有些孤独的事业，和普通人的生活相距较远，所以没有很广泛的受众。历史研究的一项基本工作就是复原历史、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门很客观的学问，既不时髦，也不活泼，但是当一个人是在为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而努力的时候真的是其乐无穷。李昌宪自认为是一个坐得住冷板凳的人，按照他的话来说就是“把我放到太空船里，给我足够的史料让我研究，就是呆在里面一两年我也不会觉得枯燥。”当记者问他“是不是说研究者就要坚守住寂寞”时，他却果断地说“不，我不寂寞！”因为喜欢而选择，因为选择而坚持。遨游在自己所热爱的学术海洋里，李昌宪收获的是源于内心的喜悦。
　　在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李教授告诉我们，摄取知识，从事研究，切忌盲从，要有自己的主见。对于老师教给我们的东西，或前辈学者的观点，一定要经过自己的检验，经过自己的“免疫系统”才能相信。无论何时，保持怀疑的眼光都是必要的。他不主张唯前人、老师、教材是从，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前人的东西固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未知，只有在未知的世界里才能展开学术飞翔的翅膀尽情飞扬。
　　李昌宪，男，江苏南京人，1947年生。现为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学会理事。主要著作有《宋代安抚使考》、《司马光评传》、《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宋西夏卷）等。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并曾应台湾中央研究院及台湾大学、韩国宋辽金元史学会及外国语大学邀请赴台湾、韩国参加学术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