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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说：“中国人的‘个人自扫门前雪，勿管他人瓦上霜’、‘明哲保身，莫谈国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阴暗心理的形成，盖因缺乏人权之保障也。蝼蚁尚且偷生避死，何况万物之灵的人哉”。林先生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
　　从南京的“彭宇案”到天津的许云鹤案，再到江苏殷红彬在有监控录像的前提下，才免遭冤枉的一系列案件中，扶起跌倒的老人让路人战战兢兢。小悦悦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各界人士对十八位路人缺失道德的指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似乎变得遥不可及，民众痛心的是在混乱的社会价值下究竟该何去何从？媒体指责的是路人见死不救，社会评论家呼吁的是人性和良知的回归，可是唯独缺少的是人权保障者的倡议。最近，首都经贸大学等3所高校联合发布的“社会信任问题的大陆消费者民意调查”中，就目前热议的“老人摔倒该不该扶”问题，有高达87.4%的民众认为不能扶老人的原因是怕惹祸上身。换句话说：不是该不该扶的问题，是人们敢不敢扶。孟子曰：“人之初，性本善。”但面对的现实是，恻隐之心日渐从我们的身边消逝，人性的善良被旁观的冷漠所取代。究竟是什么改变了我们心中对善的向往？是人权保障的缺失，是现实中体制的不完善。试想，如果我们的善心被囚禁了，我们的善行被抛弃在毫无保障的荒原上。一个连个人财产和生命都无从保障的时代，我们怎么会有信心去保障他人的财产和生命？一个不知道这一秒扶起老人和孩子，下一秒是否自己就被转换成受冤枉的路人，又怎会毫无顾忌地为他人守护生命呢？
　　最近在看《近距离看美国》，这套书叙述的是美国人权的形成、保障和不断完善的过程。美国的人权观念，激励个人意识，鼓吹个性解放，重在保护公民自由免遭政府专横之害。当然这其中尽管不乏资产阶级伪善倾向，但毕竟是将“人权”具体化、政策化尤其是法制化的体现。而我国在推动经济发展成就的同时，却忽视了人权的健全、发展和法制的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势必造成路人救不救人的恐慌，显然不利于民众善行的表达。因此，归根到底，祛除社会冷漠需要的是完善有效的人权保障———即鼓励善行的制度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