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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成（后排左四）参加党支部活动

“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北大辉煌的历史像一座不朽的丰碑，屹立在精神殿堂的中央，令人心向往之。于我而言，北大不仅是负笈求学的校园，更是长期观察与深入研究的对象。从硕士到博士，我始终围绕百余年来的北大校史展开学术探索，力图在档案史料中追寻北大精神的根脉，并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确定自己的人生坐标。

读研期间，我的导师欧阳哲生教授刚好转向中西文化交流史领域，在他的鼓励下我选择以新中国成立前北大的对外交流史作为研究课题。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走进校史研究的世界，也由此打开了一扇通往历史现场的大门。彼时，通过对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三位校长先后主掌北大时期对外交流情况的梳理，我惊讶于在当年战火纷飞之中北大与世界的频繁互动，也愈发感受到：一部北大校史，从来都不是象牙塔中孤芳自赏的史料堆砌，而是与时代激流同频共振的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

斟酌博士论文选题之际，正逢人工智能的浪潮席卷而来。这一划时代变革使我意识到，有必要在校史研究中做出回应：因为目前学界对北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科与理科，而工科几乎是片空白，但作为中国顶尖学府之一的北大在工程教育领域的历史沉淀无疑不容忽视。于是，我决定从这个“冷门”的切口入手，系统研究院系调整前北大工科的发展脉络。这几年我辗转北京大学档案馆、清华大学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云南省档案馆等地，翻检出的那些泛黄的公函、会议记录、信件和手稿笔记，像散落天涯的拼图，一点点拼出了北大工科的原有面貌。在此基础上，我完成了博士论文《北京大学工程教育发展研究（1898—1952）》，并在匿名评审中获得外审专家们给予的“全优”评价。这一路探索的跋山涉水，不仅帮助我深化了对校史的认知与理解，更让我充分了解到北大人投身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的传奇往事，从而使得定格在青史上的那些人与事都变得立体而丰满了起来。

有朋友问我，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精力去钻研北大校史？我想，研究北大校史，其意义绝不仅在于丰富一个学校的记忆，更在于挖掘校史背后的价值，以更好地传承这源远流长的北大精神。从沙滩红楼到未名博雅，从“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百余年来，北大每一次都走在时代前列，每一次都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正是在这片沃土上，“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代代相传，前辈先哲们用热血和智慧书写出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历史的漫长行进中沉淀为最真实的北大。

透过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史料，我读懂了北大精神中最动人的一面：家国情怀，使命担当。这也正是我于毕业之际最终选择奔赴西藏工作的初心所在。北大教给我们的，不仅是如何查阅文献、撰写论文，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力量，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着。北大精神，也绝不仅仅是写在宣传册上的标语，而是千千万万北大人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具体实践。

我知道，远方还有更高的山、更深的水：与浩如烟海的史料相比，那是一次次关于理想的考验；与坐而论道的课堂相比，那是一场场关于信仰的远征。

愿伴有格桑花一路芬芳，走过千山万水，去看万水千山。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25届博士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