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出现了我一直期待的名词：“乡村振兴”。彼时，我刚刚经历了高考，成为一名中国政法大学的新生———对于农村家庭而言，这无疑是“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具象化。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我的家乡，包括我的家，悄然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年轻干部下乡，来到村民家里，了解各家各户的难处，帮忙申请各项补贴；住院看病从上千块降到几百块；在学校里，辅导员总是鼓励我申请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和助学金……我当时想，原来乡村振兴就是扶贫。在2020年寒假。当时，爸爸说：“我们家是已经是脱贫户了，低保停掉了，后面要跟踪监测三年。”紧接着，我又刷到老家县级公众号发的新闻：“我区已经实现45个贫困村全部实现脱贫摘帽，贫困发生率降至0.19%。”那时我还没毕业，还没有收入，心中浮起一丝担忧：“这就脱贫摘帽了？村里还是那么穷，乡村还能振兴吗？”
直到寒假，我参加了覃塘区组织部举办的“雁归覃塘·覃塘学子家乡行”（以下称“雁归覃塘”）和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寒假“基层之治·街巷中国”社会实践活动（以下称“街巷中国”），我才惊觉，乡村振兴的内涵比“资金帮扶”更丰富；振兴乡村的任务，也远比扶贫更艰巨、更长远。
乡村振兴，是帮扶，更是奔赴。在参加“雁归覃塘”活动时，领队带我们参观了产业园和这两年爆火的茶园民宿。人群中有个声音问：“难道只是给我们看看家乡的变化吗？”领队的工作人员回头看着我们，和我们说笑：“你们都是大学生了，可以阅读理解一下今天活动的目的，揣摩一下‘出题人’的用意。”随着参观的深入，我们已经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场人才引“归”宣传活动。我们也惊奇地发现，家乡已经增添了很多工作岗位：国际绿色家居产业园、新材料科技园、壮医医院等新兴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我意识到，乡村需要振兴，是因为贫瘠的乡村缺钱也缺人。以前，贫瘠的土地、单一的产业养不活一家人，大量年轻人外流，大家的出路非常有限：擅长读书考学就去考大学，不擅长读书考学就去珠三角。我常常在网上看到广西人调侃自己的话：“广西人的成人礼是一张去广东打工的车票。”这是段子，却也是现实。那天下午，在交流会上，区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介绍了家乡的人才引进政策：青年公寓、各类补贴、就业倾斜、乡村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倾斜政策……这一场参观交流会，打破了以往我对于“乡村振兴就是去基层扶贫”的刻板印象。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中，乡村也是年轻人实现自我价值的天地。
对农村学子而言，乡村振兴的第一步，依然是走出大山。上完大学又回到农村生活，还有必要走出大山吗？回到农村就业和创业，并不意味着重复老一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吴景超先生在《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后》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自耕农……假如农村中的生产力没有重大的变更，他很难希望脱离贫苦的日子。”农村的青年学子们走出大山，就是要学习新的技术、新的生活理念和新的生活方式。参观稻藕虾生态田、食用菌产业园时，领队说，家乡的农业生产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家庭农业，越来越科学高效。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富硒蛋鸡产业示范区，这是一家蛋鸡养殖场，鸡舍明亮整洁，村民在上岗前都要接受培训，包括为蛋鸡打疫苗、清理鸡舍等，如此一来，村民们的卫生意识提高了，居住环境也得到了改善。小农经济的基础在这片土地上盘根了上百年，我们不能指望这片古老的村庄里自发地发展出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方式。这样崭新的业态，需要我们走出大山去“请”回来。
已经走出大山的农村学子，也是乡村的振兴的重要力量。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是政府、企业和农民，也是已经走出去的大学生和还没走出去的孩子们。村里的文化资源非常匮乏，孩子们的精神世界是贫瘠的。我在开展“街巷中国”走访调研的时候，我发现，许多人家里的孩子们都是留守儿童，他们的娱乐方式主要是刷抖音、打游戏，“你个老6！”“啊对对对”等网络烂梗在孩子们之间流传开来。我突然意识到，互联网确实可以把丰富的教育资源送到村里，但孩子们需要鲜活的例子来告诉他们：读书依然是寒门学子改变命运的捷径。作为已经走出大山，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改变了命运的大学生，可以为家乡做些什么呢？吴景超先生在《暑假期内我们对于家乡的贡献》一文中，已经给出了答案：组织本地少年的学会。少年学会的主要活动是读书、辩论和演讲，读书和辩论可以让孩子们明是非、辨利害、培养参政能力。教育是一件长期主义的事情，如果能坚持下来，这样的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村落，对于乡村的振兴一定大有裨益。
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的最后一年，乡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对农村不了解，以为只要把城市的业态搬到乡村去就可以实现振兴，但这是一种“拍脑袋”就得出的结论。每一种发展模式都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农村有农村的土壤，使中国的乡村结出现代化的果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青年只要愿意走进来，就是一个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