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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重大的作家之一，其小说成为研究的一大热点。萧红的小说意蕴丰富，主题呈现多重内涵，本文从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等方面探寻萧红小说的主题思想，力图揭示萧红在生命存亡、女性命运、民族国家等方面的思考。

生命一旦诞生便无法逃脱死亡的悲剧命运，那么人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何在？萧红在小说中对生与死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由此产生对于生命的体悟。钱理群曾评价萧红的小说“在展现关于生与死、关于空间的永存、关于时间的永动等生命体验方面，提供了形象的文学作品”。

《生死场》的名字，似乎已经将它的主题意蕴铺展在读者面前。小说中，萧红以悲凉的笔触描写了生活的残酷和生命的悲哀，展示了生与死两极界限的模糊，生命轮回的亘古忧愁。人们忙着生，忙着死，“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对待生与死已经麻木不仁。麻面婆活着时如家畜般蠢笨木讷，任劳任怨，逆来顺受，死去时连动物都不如，草率地死在日本兵的刀枪下；王婆的三个孩子全部惨死，第一个孩子跌落在麦场上，儿子和女儿在抗日战争中壮烈牺牲；金枝的小女儿在一个月的时候，被成业残忍地摔死。北中国农村这一方浸染着血污的黑土，就是人们生死轮回的生死场。“然而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而《呼兰河传》中，人们对于生与死的麻木的看客心理更是尽显生命的荒凉。听说冯歪嘴子要上吊，大家以为趣味无穷，都来参观，因为不用花钱，不用买票。“所以呼兰河城里凡是一有跳井投河的，或是上吊的，那看热闹的人就特别多。投了河的女人，被打捞上来了，也不赶快的埋，也不赶快的葬，摆在那里一两天，让大家围着观看。”人们对死亡的冷漠，揭示了人类生存的悲剧。

萧红出生于封建的大家庭，父亲粗暴，生母重男轻女，继母对她更是多加虐待。父亲曾将她许配给军阀的儿子，接受过新思想的萧红逃婚后漂泊无依，险些堕入妓院。然而，萧红与萧军的结合也不尽如人意，有大男子主义的萧军性格暴躁，承认曾打过萧红。萧红又经历与端木蕻良婚姻的变故，最终英年早逝。作为一位女性作家，经历过童年生活的磨难，婚姻情感的不幸，生育的艰辛，萧红自然而然地在作品中流露出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和关照，从个人的境遇出发，去探寻女性的命运悲剧与自我救赎意识的觉醒。

生儿育女是女性不可避免的话题，在萧红的小说中，对此也多有描述。《生死场》中，月英由于不能生育，被男人折磨致死；金枝未婚先孕，只能背负骂名，被人动辄打骂。男性对于女性的奴役和压迫，甚至被残害的女性对于新女性的迫害，也导致无数女性走上死亡之路。《生死场》中金枝被成业掳掠，未婚先孕，嫁过去后要满足男人的欲望，还要忍受家暴；《呼兰河传》中活泼伶俐的小团圆媳妇，因为“没有媳妇样儿”而被婆婆用开水烫死。然而致使旧社会女性走上绝望之路的最大原因，是落后的封建意识和精神枷锁。《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姐，只因为爱上了冯歪嘴子，她身上所有的优点都被抹去，甚至成为她“不是什么好东西”的 “罪证”；《小城三月》中，翠姨因为包办婚姻郁郁而终……

但萧红笔下女性的命运不止于此，在女性被压迫的同时，也开始反抗，自我救赎的意识开始觉醒。翠姨不喜包办婚姻，对于读书十分向往，羡慕有文化有主见的“我”，22岁开始学习读书写字；金枝为了逃避家乡对女性的迫害，逃往哈尔滨谋生，后来又想要出家当尼姑，保全自己的尊严；王大姐摒弃世俗的眼光，大胆地爱上磨倌冯歪嘴子。但这些勇于反抗的女性最后依然走向悲剧结局，既是封建意识和愚昧社会的迫害，也蕴藏着萧红对于女性解放、自赎之路究竟该去往何方的思考。

同时，萧红对于笔下的女性形象也不只是一味地同情，对于她们性格中的弱点，萧红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寻。翠姨的爱情悲剧，纵使有封建婚姻观念的因素，也有自身的怯懦内敛，忍让不抗争，只会牺牲自己的生命；金枝自身意志薄弱，生性懦弱胆小，成为男人的附属品，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被摔死，也要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萧红曾如是说道。这番话展现了萧红笔下女性形象的概貌，表现出萧红对于女性自身软弱和奴性的批判。

萧红最负盛名的两部小说———《生死场》和《呼兰河传》均创作于抗日战争期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国家是文艺创作不可忽视的主体和历史语境。在萧红的小说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对国家前路的忧思，自然而然地融入到创作之中。

《生死场》创作于1934年，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加紧推进法西斯文化主义统治，萧红和萧军离开东北漂泊青岛，《生死场》的创作就诞生于这段漂泊岁月中。鲜明的抗战主题，民族意识的觉醒，使之被誉为“抗日小说”的优秀代表作品。《生死场》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在日本侵略下东北农民悲惨的生活状态和逐渐觉醒的民族意识，但同时也对民族的软弱、国民的劣根性进行了鞭挞。东北的农民们如同动物一般地活着，麻木不仁，愚昧闭塞，这是一群沉默的奴隶。我们该如何启蒙这样的国民？如何拯救我们的民族？如何避免国家的沦陷？在对国民痼疾的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萧红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鲁迅“改造国民性”文学任务的继承，对民族国家何去何从的忧思与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