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语
从实求知
从实求知，看得到大写的“人”和他们社会实践的价值，是我看了方晗骏同学的故事后，对他的学习心得的两点总结。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学学科的当代气质以及对北大社会学系学术根底的持续影响，从一拨拨年轻学子将他的著作作为自己社会科学认识论之养料中可见一斑。我1988年初入社会学殿堂，在南开大学求学7年中，未能等到先生造访一次，遂产生了考博拜在先生门下的想法并有幸成功。读博三年间聆听了先生无数教诲，汇聚起来，不外乎如下三点：认识论上看，是从实求知；方法论上看，是模式比较；实践论上看，是志在富民。先生本人的求学和研究经历，无处不是对“从实求知”这一认识论的验证：从清华学习时期的体质人类学测量、硕士毕业后边区大瑶山的实地调查，到江村养伤期间本能的功能主义民族志田野工作，直到从英伦学成回国组建魁阁团队时期的调查工作，及至1980年代恢复社会学以来围绕区域发展模式和边区发展这两条线索展开的“行行重行行”，都是很好的例子。
我自己的成长和治学过程，自然也深深受到先生认识论的影响。因此，我同样将整体把握中国社会转型和变迁作为从事研究的使命之一。为了能够形成这样的深度了解，我们在开展科学研究的时候，就要把握以下四个层面的内涵：
首先，人类有史以来积累起来的知识，都有其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我们在应用和延展理论时，必须把握它的“情境性”和“嵌入性”，调整和扩展理论应用的范围，从而达到“中国经验对一般理论叙事的校验和发展”。
其次，我们对嵌入情境性的重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改革与变迁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影响，从而做出有持久生命力的学术分析。
再次，我们要认识到知识生产背后的社会逻辑，从而清醒地看到知识背后可能包含的立场和偏见，进而努力防止和消减知识生产过程中的局限性；最后，理论假设是科学研究这个知识生产过程的核心步骤，但我们首先要脚踏实地做好田野工作，才能在前人理论的肩膀上做出理论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