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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钟山记》不足六百字（有人将之归入小品文），往来研究者对其赏读的着眼处，不只是游记文学品味，也关注其曲径通幽、风致卓荦的思想脉络。笔者品读苏轼此作，于思辨文笔中窥其思想特质，今不揣浅陋，就教于诸方家。

一、批判精神。

作为传世之作的《水经注》，就有宋一代而言，“流传甚广，学者重之，称引颇多”。然而，苏轼于郦氏石钟山之命名说，则言“人常疑之”，依据就是：“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苏轼这种批判态度是严肃的，虽然建立在他尚未到石钟山实地考察的前提下，但从行文可知，其不认同是合于物理的逻辑思维。拓跋氏鲜卑政权先后与晋、宋、齐、梁南北对峙，郦道元为官北方终身，未能踏足江南，对于石钟山命名由来难免想当然。至于李渤所说，苏轼更不认同：“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显然李渤观察、操作实践与事实本相游离，其说未免主观。苏轼博览群籍，博闻强记，然而可贵的是其思想中不迷经典、不依成说的批判精神。

这种思维独立的风采，在苏轼的作品中触处可见。释法海所集《六祖坛经》作为汉传佛教禅宗文献，历来为学人重视；苏轼久耽禅悦，然于此书非一味接受、全无独立思考，其在《读〈坛经〉》开篇肯定《六祖坛经》“使人心开目明”后，认为该书“尚少一喻”：“见是法身，能见是报身，所见是化身。”而后逐条演绎，深入陈述，以“此喻既立，三身愈明”作结，末曰：“如此是否？”这种阐释虽然与内典正统说法未免出入，但其中“六经注我”式的批判性思维十分可贵，我们由此可体味到其思想中批判精神之锐、之烈。这种精神对于推动学术水平提高、社会文明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促进作用。

二、坚持据实求索。

正因为思想中的强烈批判意识，苏轼甫一得便，即抓住考索求证的机会。神宗元丰七年六月，苏轼趁着送苏迈赴德兴尉任的机会，把自己对经典、前人旧说的求证考索落到实处。夜色笼罩下的石钟山环境森然，就在“心动欲还”时，苏轼听到“大声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于是“徐而察之”，发现“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淡澎湃而为此也”，及至“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苏轼据此认为：这才是石钟山命名的由来。

不唯书、不附和古人的结论，是苏轼的一个基本品质——不唯虚誉、务求真实精神的直接反映。苏轼“尝病太史公言宰我与田常作乱夷其族，使吾先师之门乃有叛臣焉”，引李斯上秦二世书中“田常为简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的说法，认为“宰予不从田常乱而灭其族”——“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远，宜知其实。盖传者妄也。”谨慎起见，苏轼还“令儿子迈考阅旧书，究其所因；则宰我不叛，其验甚明”，因此感叹“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负冤千载”（《宰我不叛》）。虽然苏轼的思想情感因身世坎坷有所变化，逐渐演化为淡然平和、极其旷达，然其用世之心终生未曾削弱丢弃，《石钟山记》就是一个明证。

三、综合考量。

苏轼认为，石钟山命名由来“不传”，有多方面因素：“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于是“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苏轼综合分析诸说得失，加以亲身见闻，通过合理推导得出石钟山命名原由。今日看来，石钟山命名原由固然不无商榷余地，如曾国藩、俞樾等皆认为石钟山得名缘于“全山皆空，如钟覆地”（《春在堂随笔》），这也符合地貌实际。前贤对于同一事物研究结论有异，缘于各自实地考察季节、所处位置、思考角度诸因素的不同，所见所感所思自然不同——这是另外的话题了。

苏轼在历史分析中，善用综合比较的方法考察问题；《秦废封建》在考察分封制各阶段情态后认为：“三代之兴，诸侯无罪，不可夺削”，“周衰，诸侯相并，齐、晋、秦、楚皆千余里，其势足以建侯树屏。至于七国皆称王，行天子之事，然终不封诸侯，不立强家世卿者，以鲁三桓、晋六卿、齐田氏为戒也”，“始皇既并天下，分郡邑，置守宰，理固当然，如冬裘夏葛，时之所宜，非人之私智独见也，所谓不失时者”。据此认可柳宗元的结论：“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由此观之，苏轼思考问题，自有其观照高度。

四、思维触角细微致密。

苏轼赴石钟山，既非公务，亦非偶生闲情逸致，而是着意为考证经典、前人之说，因缘以遂求真探索宿愿。从《石钟山记》行文可见，苏轼对石钟山的相关史料有所掌握，且有细致的思考分析。其反驳郦道元所说，用的是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推理；反驳李渤所说，用的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推理，思路明晰；对于石钟山命名不传原因的分析，表现出苏轼思考的周全、不带成见，具有细微严密性。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正月，苏轼在北归途中见到《石钟山记》，在文后跋曰：“钱唐、东阳皆有水乐洞，泉流空岩中，自然宫商。又自灵隐下天竺而上至上天竺，溪行两山间，巨石磊磊如牛羊，其声空磬然，真若钟声，乃知庄生所谓天籁者，盖无所不在也。”这段补记和《石钟山记》都体现出苏轼思想的不执着一端，博收约取，收放自如；其下笔既有别于一己之偏的门户之见，亦非一叶障目得浅陋之说。

五、诗意的滋润。

苏轼的人生充满诗意，其思想中诗意氤氲。这种诗意从何而来？大自然的化育、经典的浸润、学养的积累、对世界美好的领悟……当兼而有之。苏轼听到从石钟山穴罅中水面上传来大声，“噌吰如钟鼓不绝”，又在港口前听到“窾坎镗鞳之声”，便联想到“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钟也”——这是《石钟山记》中最为诗意盎然处。

若非思想底色富于浓郁而深蕴的诗意，苏轼难以获得对痛苦的超越，并在颠沛流离的生涯中坚持下来。“也无风雨也无晴”“一蓑烟雨任平生”——宦海浮沉的半生，尽在这种诗意极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