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诗中疏凿手？
《苏东坡诗集注》清康熙三十七年新安文蔚堂刻本，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
苏轼诗词，古今注家纷繁。吾邑徐曦新著《东坡诗注札记》，于此道校雠、笺疏，别有心得。
以才情论，苏轼可谓天水朝第一人。其笔惊风雨、墨翻沧海，所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间，卷舒风云之色”；其诗词所涉韵味巨如江海、微若芥子，须仔细品味、详加笺疏。当时王十朋、施元之，清代冯应榴、查慎行等，皆于此呕心沥血，撰著历来为喜爱苏轼诗词的读者所重。然而博引诗书、发明抉微之际，智者千虑，犹有一失；注释者为炫博学，引书据典，难免穿凿附会、强牵硬语。
徐曦性喜研诵，自幼博览，于校雠、笺疏用力深勤，体悟颇多。读苏轼诗词积年，每痛于诸家注释中杂有鲁鱼亥豕、直笔曲解，刻意求深、妄为臆说等弊。于是发愤疏凿，意在正误细论，务使泾渭分明。数载努力，成五卷《东坡诗注札记》。辩诸家训诂之谬、疏前人注释之曲，审历代传言之异、启诗词所蕴之情。今日读来，可令读者拍案击节，更可慰苏轼在天之灵、抚江东父老之心。《
东坡诗注札记》可观之处，约略有三：
首先是纠正了旧注中因混淆文献记载或过分相信记忆而造成的谬误。譬如《赠常州报恩长老》篇，查慎行注称据《咸淳毗陵志》载，感慈寺“本显庆寺，一名报恩，在武进县东八里”。《札记》指出：《咸淳毗陵志》所录武进寺院中“未见‘感慈’‘显庆’‘报恩’诸名”。在晋陵县东南二里有感慈显庆禅院，即查慎行所指；在州东三里有报恩感慈禅院，方为苏轼所赠长老驻锡处。
又如《再赠常州报恩长老》篇“荐福老怀真巧便”句，查慎行注云：“《咸淳临安志》：荐福寺在盐官县西三十里。”《札记》认为：佛教史料未见天衣义怀禅师曾住持盐官县西荐福寺，《禅林僧宝传》则有“怀公徙住越之天衣、常之荐福”的记载。据《咸淳毗陵志》，荐福禅院在州东南四里，即苏轼诗中所指。
其次是剔除了旧注中因强作解人而损害诗词意境的头巾气。如《牛口见月》篇“京邑大雨滂”句，纪昀评曰：“‘滂’字悬脚。”李鸿裔批曰：“‘滂’韵句法从《春秋》得来，语有经典，不得目为悬脚。”《札记》指出：《春秋》习见“大雨雪”“大雨雹”等辞，然“滂”意为雨盛，与《春秋》语法不同。韩愈有诗云：“濯手大雨沱。”苏轼当是“用此句式”。苏轼写诗回忆当年京城大雨滂沱、水淹四处，难道一定要引经据典以凑韵？不从《春秋》里寻章摘句，就显示不出苏轼高妙的写作才能？徐曦引一句韩愈诗，化解了旧注的牵强附会，令苏轼诗旨豁然开朗。
又如《正月一日雪中过淮谒客回作二首·其一》篇“万顷穿银海”句，施元之注引《汉书·刘向传》“始皇骊山以水银为江海”。《札记》认为：苏轼所述，就是“雪满大地、极目茫茫似银海”，并无说秦陵中以水银为海之意。旧注生拉硬扯，诗意顿失。
再次是摒弃了旧注中因刻意穿凿而导致的荒诞不经说法，还原诗歌本来意蕴，体悟诗歌审美意境。譬如《墨花并叙》篇“为求黑牡丹”句，程縯注谓唐代京城有一富翁刘训，声称邀客共赏牡丹，却置数百头水牛在众人前，“指曰：‘刘氏黑牡丹也。’”真令人读来哭笑不得。《札记》指出：按照这种解释，“子瞻欲请尹白作水牛图”，与叙文、诗句了不相涉。苏轼诗中与“为求黑牡丹”对应者，是“归向雪堂看”。在雪堂中赏黑牡丹，是中国诗歌审美中对比强烈且充满美感的修辞手法。
汉语诗歌历史二千五百余年，作品如恒河沙。汉语典籍更是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古代文人受典籍滋养，发而为诗，其中涉及典故轶事、章句辞藻，不胜枚举。作者情景会心，一挥而就，读者因受教育的程度与专业所限，往往不能尽释其中之曲。因此，笺疏是汉语诗歌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注疏者纵学富五车，总有因自恃而穿凿、疏忽、荒谬处；所以，究根溯源、稽本察末，拨邪扶正、校雠订实，是欣赏中国古代诗歌必不可少的环节，亦是中国文人代代相继的事业。
常州是苏轼终老地，也是他嘉许的多君子之邦，更是他念念在兹的“我里”。《东坡诗注札记》既是对历代注家的纠谬，也是常州文人景苏的君子所为，更是地方文化史中重要的研究积累。启常州苏学研究之一方，开苏轼诗词研究之新面，繁征多求、博采慎审，发微钩沉、言必有据——徐曦此作，可谓善哉。
元好问有《论诗三十首》，第一首开宗明义：“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可为这两句诗作注的，正是其《赠祖唐臣》所说：“诗道坏复坏，知言能几人？陵夷随世变，巧伪失天真。”诗道之明，首在正义。义理不明，何以谈诗？掩卷之时，“疏凿”譬喻不禁浮上心头。借此评价徐曦这部《东坡诗注札记》，窃以为恰如其分、实至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