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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闻天下的“李氏山房”
作者：庐山文化研究中心 滑红彬
宋代雕版印刷的普及和朝廷对文化事业的提倡使私家藏书得到了大发展。有宋一代，有明确记载的藏书家就达七百余人，是以前历代藏书家总和的三倍。北宋时期，江西一省文运特盛，产生了众多杰出的文学家和学者，也推动了江西私家藏书的大发展。《齐东野语》卷十二载：“宋承平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王文康、李文正、宋宣献、晁以道、刘壮舆，皆号藏书之富。”所列十家之中藏书庐山的就占三位，即庐山李氏、九江陈氏和刘壮舆。而庐山李氏就是名闻天下的李常及其“李氏山房”。
李常（1027—1090），字公择，南康军建昌（今江西永修）人。皇祐元年（1049）进士，调江州判官、宣州观察推官，迁秘阁校理，改右正言、知谏院。历知滑州、鄂州、湖州、齐州。元丰六年（1083），召为太常少卿，迁礼部侍郎，改吏部侍郎，进户部尚书。元祐三年（1088），拜御史中丞，兼侍读，加龙图阁直学士。次年，被诬落职，出知邓州，徙成都。元祐五年（1090）卒，年六十四岁。李常著有文集、奏议六十卷、《诗传》十卷、《元祐会计录》三十卷。《宋史》卷三四四、《东都事略》卷九二有传。
李常少时曾在庐山五老峰之下的白石庵隐居读书，白石庵即李氏山房。陈舜俞《庐山记》卷二：“由万寿复出，南行三里，至楞伽院，旧名下白石，其山号橹断源。楞伽院有李氏山房。李名常，字公择，少时兄弟读书山中，既去，寺僧虚其室不居，因藏书室中几万卷。苏子瞻作《山房藏书记》，今刻石留壁间。”《庐山纪事》卷五载：“含鄱口西有宝陀、罗汉二岩，其水曰野人源，有僧舍曰楞伽院，院内有白石庵。白石庵者，宋李常公择读书处也。公择，建昌人，少与兄弟读书庵中，已而皆及第。”又载：“庵旧有三贤祠以祀李公择、李公南、苏东坡。”“公择兄莘亦读书庵中。”据此可知，李常曾与兄李莘、弟李布一同读书庐山白石庵中。李莘，博学能文章，仕至转运使。李布，字公南，博学有俊才，与李常齐名，时称“二李”，苏轼有诗赞曰：“何人修水上，种此一双玉。”孔武仲《李公择山房》诗自注曰：“李公读书于庐山，时年十六。”即庆历二年（1042）。李常于皇祐元年（1049）中进士第，据此推算，其读书庐山的时间应为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9）。
宋代初年，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藏书仅才万余卷，其后削平诸国，收其书籍，复下诏遣使，购求散亡之书，才至两万余卷。《文献通考》之《经籍考》：“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自是群书渐备。”宋仁宗庆历元年，翰林学士张观等编四部书成，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宗目》，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其时正值至李常读书庐山中，而庐山李氏山房藏书达九千余卷，与之相较，亦可谓宏富，故能有名于当时。故《挥麈录》卷一载：“承平时，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在宋代，虽然雕版渐盛行，但书籍的借阅传抄仍然相当的普遍，袁同礼《宋代私家藏书概略》中说：“宋代私家藏书，多手自缮录，故所藏之本，抄本为多。”揆之于事理，李氏山房所藏书籍也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抄本。
在古代，书籍易损难得，故读书人每每宝爱之。然而有些士人借书不还，攘为己有，遂使藏书之家不敢轻易借出书籍。《侯鲭录》载：“比来士大夫借人之书，不录、不读、不还，便为己有，又欲使人之无本。颍川一士子，《九经》各有数十部，皆有题记，是为借诸人不还者。”虽然如此，仍有众多开明的藏书家乐意将自己的藏书借人抄阅，如胡仲尧、李昉、宋敏求诸人皆是，其中尤以李氏山房最著。李常擢第之后，将藏书九千余卷图书全部留在庐山李氏山房，公之于众，任人阅读，其藏以致用，化私为公的精神着实令人钦佩，因而，有近代学者称其“不啻当时之公共图书馆也”。苏轼为之作《李氏山房藏书记》：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
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余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
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余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李常虽然身在庙堂，心中依然怀念着读书庐山的美好时光，以诗寄庵僧端老云：“烦师为扫山中石，待请归时欲醉眠。”然宦海浮沉，归来无期，终李常一生，未曾再返庐山。
庐山李氏山房藏书最终毁于两宋之际的战乱中，周密《齐东野语》卷一二：“如曾南丰及李氏山房，亦皆一二万卷，然后靡不厄于兵火者。”南宋王十朋《游楞伽院》其三亦云：“藏书阁在已无书，山色依然满旧居。留得夫人三墨竹，金钟声里尚扶疏。”虽然李氏山房藏书终化为云烟，但李氏遗书山间，“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的仁者之心永远激荡着后世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