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 - 《北京大学校报》
日本哲学研究的“朱学派”
王守华
2019-07-05
浏览(200) (0)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我国制定了第一个科学规划——十二年科学规划。其中，开展东方哲学研究被列为内容之一。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成立东方哲学研究室，先后开设了日本哲学、印度哲学及阿拉伯哲学的课程。当时作为哲学系本科生的我，选修了东方哲学的课程，聆听了朱先生的“日本哲学史”。后来又有幸成为朱先生的研究生，跟随朱先生学习研究日本哲学史，成就了自己以后一生的道路。
朱先生对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尤以中国哲学史、中外交通史、东方哲学三个方面最为突出。
朱先生关于日本哲学的研究，具有如下的特点和学术贡献：
首先，国外关于日本哲学的研究著作不可谓少，但以客观的、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的却不可谓多。朱先生的《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史》三部力作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国内外均具有巨大影响。
第二，朱先生的日本哲学研究和他的其他研究一样，一贯以丰富翔实的史料为依据，具有强烈的实证性。读者可以从他的著作中直接接触到大量的原始资料。如《日本的朱子学》所据原始资料包括各种丛书、大系、全书、全集等100多种资料；《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所据原始资料168种；《日本哲学史》所据原始资料146种。再如关于朱舜水的研究，虽然后来的《朱谦之文集》仅收入《朱舜水与日本文化》《朱舜水与日本》两篇论文，总共不过21页。殊不知这是他在将散在于中日两国的9种资料加以详细校勘补正，编辑成《朱舜水集》 的基础上写成的研究论文。资料的可靠性与完整性为中日两国之最。正是在此丰厚可靠的资料基础上，朱先生在《日本哲学史》中，整理概括出了——日本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哲学思想萌芽、佛教哲学、儒学哲学（朱子学、古学、阳明学）、日本精神哲学（神道哲学）、封建制解体过程中的新世界观萌芽、启蒙哲学、明治唯物论与无神论、西田哲学、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日本哲学基本发展线索，所论均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广度。
第三，朱先生关于日本哲学的研究，不只是单纯地论述日本哲学，并且着重地论述中日哲学的交流与相互影响。就中日哲学而言，学术界一般认为，在古代是中国影响日本，近代以后是日本影响中国。朱先生不满足于这种一般的泛论，而是以大量的史料具体地指出，古代中国文献对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的影响、中国佛教对日本佛教的影响，更具体地指出贝原益轩的唯物论思想来自中国张载、罗整庵的系统；伊藤仁斋的唯物论思想来自吴廷翰的传统；荻生徂徕的哲学近似于颜元。日本阳明学派的中江藤树是受王龙溪思想的影响；阳明学派的辩证法思想是受王龙溪、王心斋、李卓吾思想的影响。朱先生同时指出日本的古代哲学也曾对中国产生过影响，如，荻生徂徕的《辩道》《辩名》，道光年间就在中国出版；吉田松阴曾对中国的戊戌维新志士产生过影响。在论述日本近代哲学对中国影响的同时，朱先生也指出在日本近代哲学中依然有中国哲学的重要影响，如，西田哲学中的禅学影响；幸德秋水是“从儒学进入社会主义”；中江兆民是“借《孟子》来提倡‘民权的主张’”，他的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以《庄子》的思想为依据”。他强调中日哲学思想的交流、互动和相互影响的观点和方法，不仅对哲学史研究具有指导意义，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也具有普遍意义。朱先生论述的日本哲学的这些特点，也引起了日本学术界的关注并具有一定的影响。他们把由朱先生开创并以他为核心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原东方哲学研究室及其后继者们，称为中国日本哲学研究的“朱学派”。
中外交通史是朱先生的又一强项。在这一领域里，他有《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扶桑国考证》《哥伦布前一千年中国僧人发现美洲考》《中国景教》等多部力作和论文。郭沫若先生评价其在该领域的贡献与地位时说：“朱谦之与向达教授是我国治中外交通史方面最杰出的学者。”
（作者系浙江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