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 - 《上海大学》
关向应：忠心耿耿 为党为国 胡申生
2019-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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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60年代，中学语文课本上曾有过一篇文章，《关向应同志在病中》。文章记叙了毛泽东同志到延安中央医院，去看望正在养病的关向应同志的经过。这个真实的故事，曾教育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也正是这篇文章，使我们初步了解了关向应这位受到毛主席关心的我党我军高级领导人。
关向应，原名关致祥，字和亭，满族人，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金县关家村大关家屯一户农民家庭。1922年3月，毕业于大连伏见台公学堂附设商科。先是当印刷工人，5月，进大连《泰东日报》任职员。在这一时期，关向应开始接受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洗礼，积极参加反日爱国运动，在工人中宣传救国救民的道理，参加了工人夜校的工作。1923年5月，参加大连爱国青年自发组织的纪念五四运动集会。1924年，结识了来大连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李震瀛、陈为人，开始阅读中国共产党出版的机关刊物《向导》和理论刊物《新青年》，以及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同年4月，由李震瀛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关向应也成为大连第一个青年团员。
5月中旬，关向应来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在这一年秋天，关向应曾给在家乡的两位叔父关成羽、关成顺写过一封长信。信中说：“侄之入上海大学之事，乃系确实，至于经济问题，在未离连以前，已归定矣，焉能一直冒昧？当侄之抵沪为5月中旬，6月1日校中即放暑假，况且侄之至沪，虽系读书，还有一半的工作，暑假之不能住宿舍耶，可明瞭矣。”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关向应在上海大学读书，是半工半读性质。根据党组织的安排，他一方面在上海大学学习，同时又在上海闸北市民协会从事革命工作。
关向应在上海大学半工半读的时间并不长。这一年的冬天，经中共上级组织的推荐考察，关向应被批准赴苏联，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读书。他写给两位叔父的信，就是在获知自己被批准赴苏学习后发出的。在这封信中，他除了向叔父确认自己在上海大学读书以外，还表达了自己随时准备报效祖国，献身革命的抱负。他说：“侄此次之出也，族中邻里冷言嘲词，16世纪以前的人，所不能免的。家中之忧愤，亦意中事，‘儿行千里母担忧’之措词，形容父母之念儿女之情，至矣尽矣。非侄之不能领略斯意，以慰父母之暮年，而享天伦之乐，奈国将不国，民将不民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之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此侄素日所抱负，亦侄唯一之人生观也。”也就是在这期间，关向应将自己的姓名“关致祥”改为关向应，志在响应主义之召唤，为之而奋斗。1925年1月，也就是关向应到东方大学学习后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卅运动爆发以后，由于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关向应未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学业，于1925年6月奉调回国，来到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共青团工作。在上海工作期间，他曾接待过从重庆来到上海的女共青团员李伯钊。当时，李伯钊到上海来的愿望就是要进上海大学学习。关向应以共青团地方负责人身份接待李伯钊时，劝说李伯钊先到工人中去。他对李伯钊说：“到浦东去办工人夜校，教工人唱歌识字，这件工作有很大意义。”他还鼓励李伯钊说：“去试试看，如果不习惯再来住‘上大’。”后来，考虑到李伯钊一个女同志经常要来回渡黄浦江的困难，关向应又把她调到曹家渡周家桥去办工人夜校。就这样，李伯钊根据关向应的安排，先到工人中去工作，接受实际革命锻炼以后才进上海大学学习。1946年7月29日，也就是关向应在延安中央医院病逝8天以后，李伯钊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回忆关向应同志》一文，充满感激之情地回忆了她初到上海时关向应对她的教育和帮助。文章中写道，关向应“始终坚持着要我在工人群众中工作，锻炼我，拒绝我进学校的要求。……我不能忘记他是如何耐心正确地培养着青年革命同志啊！”
关向应回国以后，先后在上海、山东、湖北武汉、河南等地工作，为恢复当地的党团组织，发动当地的武装起义做出了卓越贡献。1928年6月，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0年调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后又至上海参加工联的领导工作。1931年被捕，他在狱中遭到百般摧残，坚贞不屈。半年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2年1月下旬，关向应奉命作为中央代表，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委员、湘鄂西军事委员会主席、红三军政治委员。与贺龙等率部转战湘鄂豫川黔边区。1934年7月，当选为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委员。同年10月，他和贺龙率部与任弼时等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他任副政治委员。他与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红二、六军团，很快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在贵州沿河县枫香溪会议上，关向应严肃批评了当时存在的“左”倾错误。会议通过了恢复红三军各级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停止肃反，建立黔东根据地等正确决议。枫香溪会议，把濒临绝境的红三军从“左”倾错误的危害中挽救出来，也让贺龙真正认识了这位中央派来的政委。贺龙和关向应二人相互了解，取长补短，相得益彰，创造了我党我军高级干部肝胆相照、精诚团结、长期合作的光辉典范。人们给他们写信或是他们自己签字，常常写作“贺关”。贺龙和关向应的老部下李井泉曾经生动地比喻说，“贺关”是我们一面旗帜上的两个名字，正如我们党旗上的镰刀斧头一样。
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关向应任八路军120师政委。他与贺龙等同志率120师主力，东渡黄河，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1937年10月，120师在贺龙与关向应指挥下，在雁门关伏击日军汽车队，粉碎了日军两条交通补给线，对于迟滞敌人的进攻起到了重要作用。12月，率120师主力开赴冀中，开展敌后平原游击战争。1938年3月10日至4月1日，与贺龙等指挥主力部队，连续收复了被日军占领的宁武等7座县城，为建设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巩固的基础。4月10日，毛泽东发电报给贺龙、关向应等，祝贺收复7座县城的胜利。电报中说：“努力奋战击退敌人整个进攻，取得伟大胜利，中央诸同志闻之极为兴奋。”1939年发生十二月事变，他率部星夜赶回晋西北，粉碎了反共顽固派的阴谋，挽救了晋西北的危局。同时，协助贺龙、林枫等领导晋西北军民粉碎了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并以极大的热忱致力于根据地的事业。
长期的戎马生涯，艰苦的战斗生活和紧张繁重的工作，使关向应积劳成疾。1940年11月，关向应病情恶化。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和要求，关向应离开晋西北赴延安治病。在治病期间，关向应参加了党内整风运动。他和正在中央医院治病的张浩一起，向中央提出，为受到王明“左”倾路线打击迫害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工人领袖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烈士平反昭)。中共中央接受了关向应和张浩的建议。1945年，中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肯定了这些同志的历史功绩，推倒了王明等强加给他们的种种污蔑不实之词。一个身患重病的人，还念念不忘为同志的政治生命昭)，这充分体现了关向应、张浩这样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1946年7月21日，关向应同志因肺结核病在延安逝世，年仅44岁。中共中央沉痛地向全党发出关向应逝世的讣告。7月23日，延安举行了隆重的关向应遗体安葬仪式。7月28日，延安各界追悼关向应同志大会在中央党校大礼堂隆重举行。会场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向应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模范的共产党员，终身为革命奋斗，百折不屈，死而后已”。毛泽东和朱德的挽词，对关向应同志的革命一生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向应同志不死”，也表达了我们今天对关向应这位曾在上海大学短暂学习过的英雄烈士无尽的思念和无比的尊崇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