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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了《北京晚报》邓可因同志《世事沧桑话东厂》一文，引起我许多回忆。
　　东厂胡同路北东起第一个院落，即一号院，是民国初年黎元洪大总统的公馆。1911年武昌起义时，他躲藏在床底下被革命军拖出，被迫出任军政府鄂军大都督。1915年他任民国副总统时，搬到这里。袁世凯死后，1916年他任民国大总统，仍住在这里。1917年因张勋复辟而辞去大总统职务。1922年复出任大总统，1923被曹锟“逼宫”离开此地，迁往天津居留。他在这里住，在新华门内办公，他公馆东边的围墙和新华门南边的一堵墙，是装饰精美的有希腊式雕刻花纹的水泥墙。为了建这两堵墙，北洋政府还专门向人民征收了一项特别的税。院子北部有三间矮小的平房就是黎元洪的住所，院子中间有一个小小的花坛。黎元洪的公馆南起东厂胡同，北至翠花胡同。现在翠花胡同的围墙下还有一块界碑，上面写着“黎大德堂界”。
　　解放前和解放后初期，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李荣所长全家就住在这三间小平房里，我曾在小花坛边给他们拍过一张合影。
　　1947年北大胡适校长住在东厂胡同路北第二个院落的西院，反饥饿反内战中，我曾和同学前往请愿，他的秘书邓广铭先生从客厅的南门出来和我们说：“胡校长不在，……”邓可因上述文中说：“北部五间正房……可能就是当年黎元洪的居室。”实际上，黎的居室是上述三间小平房。
　　解放前北大图书馆毛子水馆长也住在东厂胡同，他是在1948年底乘坐南京来接教授的飞机飞往南京的极少数教授之一。临走前一天下午，我在东厂胡同路上见到他，他问我走不走？我说不走！他又说：我要走，可是，我的衣服还没有干呢？怎么办呀！怎么办呀！
　　胡适1948年底离京后，在东厂胡同留有他的一辆小轿车。新中国建立后，新任教育部长马叙伦还没有小轿车，他从北大调用胡适的小轿车和司机供他使用。解放后，这个院子临街的一排南房曾经给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使用，我曾在那里教过课和开过会。
　　邓可因的文章讲到汤用彤教授1946—1951年间曾“住在东厂胡同一号花园的北侧一排别致的平房里”。是的，汤用彤教授的公子汤一介先生那时曾领我去过汤家，那里曾是公园里卖茶水的房子。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整个院落曾经一度沦为供群众游玩的公园。
　　东厂胡同中段路南，穿过带有铁丝电网的墙，有一幢坚固的钢骨水泥的二层洋楼，楼是东西向的，东西边各开有窗子，大门在南端。大门进去是南北向的走廊，两旁各有小房间，每间只有9平方米大，每间房子里都有地漏，可以排水，这是干什么呢？原来是日本人统治时期用来关押高级政治犯的监狱，多位日共领导人都曾在那里关过。冬天室内不生煤火，只在楼下的走廊上有两个大煤炉生火为全楼供暖。
　　1947年，此楼由北京大学接管和使用。我曾去视察后认为，这种小房间不宜作一般的学生宿舍，适宜作为单人居住的研究生宿舍。于是这幢小楼就成为北大的研究生宿舍，经济系马逢华等研究生就搬进去住了。
　　在东厂胡同北边的一条胡同叫作翠花胡同，内有三个四合院，是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在地。1946年秋季羡林教授受聘于北京大学后，先由阴法鲁讲师领他到北京大学红楼四层暂住，后又搬到翠花胡同北大文科研究所。翠花胡同的这几个四合院从来无人居住，阴森森的十分可怕，而季羡林教授却不害怕，在那里一住就是六年（1946—1952），直到1952年秋才搬到位于中关园北京大学第一公寓501号，1958年后又搬到北大朗润园13公寓201号。
　　明朝刚正不阿的左光斗因反对奸相魏忠贤被特务机关关押在东厂监狱时，他的学生史可法化装成掏粪工人进去看望他。他严厉地告诉史可法：应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该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此地看望他！后来，史可法奋力抗清，坚守扬州，以身殉国。他写的《左忠毅公事略》被收集在八十年前的育英中学初中一年级文言文教科书中。
　　现在，东厂胡同和翠花胡同都已焕然一新，旧迹都已不复可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