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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广院59级的学生，第一次见到黄老师都是半个世纪前的事情了。
　　黄老师尽管只比我大5岁，却已经是这所年轻学校的年轻教师了，负责教授专业基础课。这个年轻的教师给我们这些年轻学生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特别认真。他上课有个特点，每次上完课都是汗流浃背的。而他的板书就跟在纸上写文章一样，是出了名的工整认真。
　　1964年，我大学毕业后留校当老师，与黄老师成了同事。与黄老师深入接触却是1970年了。当时学校已经停课，老师们被分散到北京周边的省市。我和黄老师被抽调到保定下面的望都县，帮助当地做有线广播。
　　一到望都，黄老师就发挥了在课堂上的认真劲，向我提出一个要求：我们是广播学院专业做广播的，搞出的载波设备一定要是高质量的。一定要按照毛主席说的，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在望都，我也见识了黄老师的另外一面：不仅专业基础课上的好，动手实践能力一样很强。
　　在当时的条件下，望都县广播站的条件与很多县广播站的条件一样：县广播站名为广播站，可实际上就是用最原始的大喇叭，只能在县城范围之内传递声音，远远谈不上把声音传播到乡镇和下面的农村。
　　我和黄老师就住在县委大院里，每天加班加点的干活。县里条件不好，我们就因陋就简地创造条件：广播站的仓库里堆了一些原本坏掉的机器，当地广播站认为这些机器没用了。黄老师和我就重新检测，把里面好的元件拆下来，比如扩大器，变压器，然后把它们组装成发射机。接收设备也很关键。我们利用各个乡镇的扩大器的接收头，稍加改装，变成灵敏度很高的超外差接收机。而所有的这些实验没有花一分钱，都是利用旧器材改造的。
　　因为每天都要加夜班，我们还救了两个人的命呢。
　　我们住的县委大院以前是个医院，我们房间与隔壁的房间有个小窗户，以前是传递药品的，后来用纸板挡上了。
　　有一天凌晨两点半左右，我们正在加班，听到隔壁有人喊小赵。小赵是县电业局的技术员，跟着我们学习的。一开始听到这声，我们还在开玩笑，隔壁搞档案的同志说梦话，在叫你呢！后来听着声音有些不对劲。黄老师就领着我们去敲门，没人响应。我们就踢开门，这才发现，这两个人一氧化碳中毒了！就赶快把他们送到医院抢救。
　　一周后，他们出院了。黄老师去道歉：真对不起，我们天天加夜班，影响你们休息了。他们说，要不是你们加夜班，我们早就没命了。
　　这是一段小插曲。机器做好以后，我们就开始用音乐做测试。一天我到45公里以外的乡镇，黄老师在县里，一起测量的还有电话局的同志。我在下面乡镇收听的效果非常好，跟随我一起到乡镇的电话局的同志不信，说这一定是中央台的广播，不是县里的广播。我们马上拿起电话，让县里的播音员报台号。"这里是望都广播站"清晰的声音从上空传来的时候，电话局的同志这才相信。
　　望都测试成功以后，我们又转战保定地区的其他县。尽管当地地况复杂，可是各种环境测试结果显示，效果都很好。此后，我和黄老师都多了一外号：黄老师叫我拼命三郎，我说他是拼命大郎。
　　1972年，我调到吉林电视台工作。上世纪80年代初，我请黄老师利用假期时间到东北来帮助培训技术干部。他一到长春，就向我表明：我是来帮忙的，不是来享受的。
　　黄老师坚持不住宾馆，不吃饭店。不管怎么劝说，都坚持住在我的办公室。可是我办公室里没有床，就临时买个简易的折叠床。到吃饭的时候，他也不去大饭店，就在附近的小饭馆买点简单的饭菜。
　　在长春听着黄老师讲课，我仿佛又回到大学时代：依然是工工整整的板书，依然上完课就汗流浃背。只是这时，他的满头黑发已经两鬓斑白。忙于讲课的他，连一汽，长影等等这些长春的景点都没有时间去参观游玩，最后一天讲完课就踏上了回京的火车。
　　黄老师这一生，都在学校的讲坛上默默耕耘，用他的师表教育我们怎样做人，用他的技术教我们怎么为人民服务。在广播系统，他的弟子满天下。也许，在遍布祖国各地的到处可见的发射塔上，没有一座是他亲手设计建设的。但是众多的设计者和建设者的背后，他们的老师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黄毓龙。
　　学生：原所成（无线电系59级校友，原吉林省电视台总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