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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当我在南澳阿德莱德市的Portside,Christian,College讲脸谱绘画课时，愈发钦佩这副勉联的深刻。有的孩子因着色失误而流泪，有的孩子因创造着“鬼脸”而狂欢，作为课堂的管理者———教师，我要如何面对这样悲欢交织的冰火两重天？
　　夜晚我在床上反思之际，联想到了母校里的两位老先生。
　　徐超老师曾在尼山学堂讲授《说文解字》，第一堂课便提到教学的方法，当时听课的另一位王老师私下问我“这节课有什么收获”，我回答说“文字学方面很多”，另外，我很赞同徐超老师说的“给学生上课最怕的是学生‘刀枪不入’，绝对不能把课讲成那样。”后来徐老师还主讲了《诗词书画创作》的第一堂课，他拿出了珍藏多年的甲骨文，问我们看到这样几片甲骨有什么感受。我第一次将甲骨放在手心里，上面的文字是那样精致，于是我对刻字者的技艺生发了一种遥远却真实的崇敬感；随后徐老师补充了这样一个意思：对中国传统诗词书画等艺术的继承，心中一定要带有这种“欣喜若狂”的激情。记得那节课上，徐老师还让听课的我们围在桌子旁，近距离看他怎样用笔、怎样处理写金文构件的顺序、怎样排布书写对象的格局，他同样强调，师生关系应当是同围一桌的融洽和睦，教师不能在讲台上高高在上。
　　刘晓东老师是我们本科后期才见到的老先生。虽然刘老师的学术领域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但上过他《礼记导读》课的同学恐怕都曾被他“世说新语式”的中国幽默所折服，“打屁屁”、“吾欲呕矣”、“孔子同时和身份高于他与低于他的人一起说话怎么办”等等，刘老师对古代人礼仪文化的演绎都别具一格。而最令我难以忘记的是2014年4月底的一次课上先生的几句话，因为在那之前我不会相信“察人无声”。4月底是举行论文报告会的时间，课桌上摆着我们参考使用的文献；也许只是粗粗一瞥部分书籍的书脊或是封面，刘老师就发现我在看一些魏晋时候的典籍，于是他某次课间休息时突然问我：“博韬，我看你平时在看一些魏晋时候的典籍，在写什么呀？我能看看吗？”那种带着纯粹的关注与善意的笑容就镌刻在我的记忆中，随后我将打好的一份论文给老师过目，先生阅后还道：“嗯，观点儿都不错。”
　　直到如今我依然觉得，这可能是老先生才拥有的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