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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称元杂剧《窦娥冤》和《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之后，“悲剧性”几乎成为《赵氏孤儿》的一个标签性特征，后世虽然各种改编本层出不穷，但基本上都保留了“悲剧性”这一核心要素。但文学和艺术毕竟是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有的困惑与思考，都有自己需要发出的声音，他们或者利用新材料表现新思想，或者对经典作品进行改编“借史明志”，《赵氏孤儿》作为一部著名的历史悲剧，就是被屡次翻新，借以明志的经典之一。
　　元杂剧《赵氏孤儿》主要写春秋时晋国上卿赵盾，遭到大将军屠岸贾的诬陷，全家三百余口被杀，赵氏孤儿命悬一线。赵家门客程婴偷出婴儿，并与公孙杵臼商议以自己的儿子交换，救出赵孤。为救护孤儿，先后有韩厥、公孙杵臼、程婴之子等人丧命。二十年后，孤儿由程婴扶养长大，尽知冤情，乃决意擒杀屠岸贾，以报冤仇。这部剧在当时就引起巨大反响，不仅因为它宣扬了善恶报应观念，反映了当时元朝残酷统治下人民群众“存赵孤”的心声，更重要的是人们被悲剧主人公们的忠义行为所感动：触槐而死的锄麑，不顾自身安危打死神獒，救赵盾于危难中的提弥明，为报舍饭之恩愿意冒死相救的灵辄，义放程婴引剑自刎的韩厥将军，撞阶而死的公孙杵臼，舍子救孤的草泽医生程婴等等。而整个戏剧的悲剧力量也随着这一系列洋溢着舍生取义浩然正气的人物的相继死亡走向高潮：锄麑触槐而死，提弥明被杀，赵氏三百口被诛，赵朔自杀，庄姬自杀、韩厥自杀、程婴之子被杀、公孙杵臼撞阶身亡。这些人或自愿择死，或无辜受牵，每一个人的死亡都震撼人心，为这部剧营造了浓郁的悲剧气氛。
　　在纪君祥元杂剧《赵氏孤儿》之后，关于《赵氏孤儿》的改编作品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京剧《赵氏孤儿》、林兆华版话剧《赵氏孤儿》、田沁鑫版话剧《赵氏孤儿》和陈凯歌版电影《赵氏孤儿》，这些作品虽都保留了原剧本的“悲剧性”，并都在“悲剧性”上大做文章，体现出多元的精神思考和价值选择。
　　京剧《赵氏孤儿》于 1959年由北京剧院以《八义图》为底本，参考秦腔改编，剧本把这个故事从起因到结果，进行了完整的编排。整部剧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设置方面基本承袭以往剧本，所不同的是把元杂剧楔子中作为背景出现的一些内容，直接以“折”的形式正面呈现在舞台上，整个故事也显得更为完整。就剧本所展现的主题来看，在五六十年代的大环境下，主要强调的是忠奸斗争和对忠义力量的歌颂，悲剧性方面的展现并没有较大突破。
　　到了新时期，东方与西方的、传统与现代的各种思想不断交流碰撞，人们的思想也更加多元，呈现出不同的价值选择。
　　林兆华版的《赵氏孤儿》将真正的悲剧由原来营救孤儿的过程转化到了现在程婴的内心。真正的悲剧人物不是赵孤而变成了程婴。孤儿的一句“但我不认账！”就将那些血淋林的代价和努力一概否认了：庄姬、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的毅然就死，程婴本人的抛妻舍子以及背了十六年的背叛旧主的骂名 ……这一切此时都变得苍白无力，毫无意义。程婴为了营救孤儿处心积虑逃脱屠岸贾的追杀，自以为设计了一个很完美的复仇计划，并为此忍辱负重十六年，然而没有想到，到了最后却是自己一厢情愿，白费力气！最为重要的是，打败他的并不是仇人屠岸贾，而是他寄予了全部希望，要他维持正义的赵孤！这时，程婴会有什么样的心理?他要怪这个孩子吗？他应该去怪谁？ 程婴甚至能疯掉。
　　在田沁鑫版的《赵氏孤儿》中，赵孤成为最具悲剧性的人物，在知道真相的那一刻，他是多么的痛苦和不愿相信，人生之于他是一种残酷的景象。在最后一幕，他悲痛地告白：“我想成为草泽医生，不用寻恶事来证明我的胆量……可我不甘庸碌，努力成为义父的模样……父亲，教我生而为人之道；义父，教我在世为人之勇……今天，我16岁。救命恩人，杀父仇人，还有我没见过面的赵家父母。残阳浑浊一派，血光笼罩苍穹，那迷狂的血色预兆着我的前程，父亲，义父……我要上路了……”“今天以前，我有两个父亲……今天以后，我是……孤儿！”
　　陈凯歌版的《赵氏孤儿》相比两个话剧版的《赵氏孤儿》，先锋性相对减弱，这一方面是与电影和话剧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接受群体不同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创作者自己的理念有关。陈凯歌版的《赵氏孤儿》虽然延续了复仇主题，延续了传统戏曲“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但更多地诠释出了人性中的情与爱，让复仇变得更加的复杂、无奈。相比两种话剧，它的悲剧性意味更接近于传统戏曲的关注点，即表现为对舍生取义精神的大力赞扬，不同于传统戏曲和话剧的是，电影着重表现了程婴的坚持、隐忍、信仰和不屈不挠，赞扬了平凡小人物在背负使命和责任过程中的宝贵精神。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伽达默尔认为：“对于所有历史流传物的阐释都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面对一个过去的文本，一方面我们聆听它们就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发问，另一方面，我们也从自身需要和已有构成出发向文本提出问题。”赵氏孤儿的故事从春秋一直流传到现在，每一个时代都有对它的改编，这种改编多数都是“以史明志”，用历史故事来表达自己的对现在发生的事件的思考。元杂剧借这一故事宣扬忠义思想和复仇主题，京剧借它来彰显忠奸斗争，林兆华版话剧借它来思考两代人人生价值的不同选择，田沁鑫版话剧借它来思考人生的困境，电影版借它来赞扬普通人高尚的品质。不同时代的作家所表现的正是自身乃至当前社会对以往历史文本提出问题的思考。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 2015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