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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首名曰“我们走在大路上”的歌，开头两句是“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我今歌颂的路，不是素日走的交通大道，而是中国革命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在见之正文之前，我把要说的话浓缩为几句颂词，权当作个引子吧。
　　“中国之路，历经沧桑。路自何来，回首既往。一路走来，起伏跌宕。前路似锦，同赴小康。”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体现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点的革命和建设之路，迄今已走过九十五个年头，可谓历经沧桑。回顾这条来之不易之路，心中便生出万千思绪，汇聚为一句话，叫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意思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和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它的反对者的敌视和攻击；自己也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因此，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有为这种命运而担当的使命感和危机感。今年春节前后，我系统读了一本名曰“问题中的哲学”的新书，可谓感慨良多。此书作者是我的老师，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陈先达。先生在其书中说：“如果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失去了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会处于危险状态，迟早会变色。”先生用了“危险”“变色”四个字，完全是鉴于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教训，无耸人之意，有警示之心。
　　值得骄傲和称颂的是，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党，成为世界进步人士所尊重并给予最大期望的党。
　　那么，中国当下的道路从何而来？回答是两个字：“革命。”对于为何作出革命这种选择，现在一些年纪尚轻的人觉得不以为然，认为中国当年若是直接走资本主义道路，未必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这种想法的错误，是在于拿中国和西方世界作了一种形而上学的形式化类比，犯了想当然之错。我们这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都知道，中国之所以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走那条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常规道路，盖因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便一步步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了。用一句普通百姓都能理解的话说，就是国外那些侵略者，不容许中国人的脚下有自己能够做得了主的路，更谈不上可以发展和他们平分秋色的资本主义了。在此，我讲一个自己的亲身经历，有助于说明这个道理。一九四四年，我九岁那年，陪同堂姐去姑妈家探亲，半路上必经玲珑金矿那个隘口，当我们行至隘口的卡子时，便见到两边是端着明晃晃刺刀的日本兵，其脚下还有一条准备随时扑出来的狼狗。在走过隘口的那一刻，我那颗极度恐惧的心，紧绷得快要提到嗓子眼了。后来才明白，成了殖民地亡国奴的中国人，除了任人宰割，脚下哪有自己说了算的路呵！更谈不上自信和讴歌了。直到一九四九年终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农民也分得了土地，站起来了的中国人，脚下才有了自己的路，所以我们当时天天唱歌，庆祝革命的胜利。
　　这一段革命的路，整整经历了三十年，结束了中国人脚下没有自己的路的历史。可是不要忘记，革命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无数烈士用鲜血铺出来的呵！
　　新中国诞生后一路走来的三十年，前前后后表现出起伏跌宕的极大反差。开头几年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不啻是有声有色令人大为开怀的一段辉煌历程。所谓“社会主义改造”，是指对民族工商业者的资产实行的“赎买”政策。这个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里是找不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本意，是指以强制甚至暴力的手段，将资产阶级手中的生产资料夺到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手中。然而中国原本就没有这样的资产阶级，有的只是财力甚弱的民族资本。况且民族工商业者又是民主革命的同盟军，按情理是不可以从朋友手中夺取资产的。那怎么办呢？一项既要服从国家利益之大局，又照顾到工商业者利益的“赎买”政策，便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创造出来了。这个称得上是中国特色社会进程的创造，在当时的电影《不夜城》里，以一种艺术形式再现出来，算是对中国工商业者的历史贡献点赞。我们的国家现在比较富裕了，但切切不可小看从工商业者手中“赎买”的这点数量有限的资产。把先前所没收的官僚资本加到一起，便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从此有了自己赖以支撑的作为家底的经济基础。也就是说，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便有了一个雏形。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一经确立，就要适时地发挥其作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有效地组织生产，发展经济。然而，在此后的长时间里，却是像吃错了药一样，去追逐“大跃进”之类的狂热；热衷于“人民公社”之类的贫穷社会主义；直至闹出“文革”那种把国民经济拖到崩溃边缘的恶作剧。在这种情势下，国人心中产生一种路向何方的迷惘，诚属自然；但不可据此就说，中国道路的连续性已经就此中断。道理最简单不过：其一，中国共产党没有做那种“红旗落地”令祖宗蒙羞的事情；其二，国人对党始终保持着一种不能分离的鱼水之情。在长年食不饱腹的日子里，国人相互鼓励的一句话是：“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这句话虽然只是电影《列宁在十月》中的一句戏词，却以其含蓄的幽默和信念，成为彰显着时代精神的经典；正是这股不断涌动的暖流，保证着中国道路得以延续到胜利的明天。
　　就是这样，中国道路走过又一个三十年，终于迎来了一九七八年的大转折之年、里程碑之年。当年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科学的春天》文中，引用了白居易《忆江南》的著名诗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暗示中国道路的一幅诗画般壮丽的明天就要到来。笔者在激动感慨之余，也偶尔在一些聚会场所表达自己的诗情：“能活三万六千日，勿忘一九七八年。”从这一年开始，党的第二代领导人，在总结前三十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相继推出了一系列开启新篇章的决策。先是对中国农民自发创造的联产承包办法给予历史性的肯定，否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老办法，有效地解放了农村和农业生产力，一举解决了吃饭问题。继而在改革开放决策的鼓舞下，短短几年中，出现了“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的乡镇企业，让农民有了花钱的路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就以其改变中国并打破世界的格局的个人魅力，成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邓小平对改变中国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仅就经济领域而言，有三大杰出贡献：一是改革开放。他一手培育了深圳、珠海等前沿开放城市，就如同竖起一座灯塔一样，拉近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中国人先前那种固步自封的行为取向，从此有了一种贴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标杆。二是鼓励多种经济形式。正当人们争论雇了几个工人就构成剥削问题而吵得一塌糊涂时，邓小平提出了放手发展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思想。依据这个思想，不管非公有制的老板雇用了多少工人，都动摇不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一根毫毛；而随着经济形式的多样化展开，却是有效地拓宽了经济大发展的空间。三是作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抉择。有趣的是，人们最初接受这个思想时，曾经历了一个戏剧性的过程，好多同志刚听到邓小平“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话时，曾惊出了一身冷汗，误以为这是邓大人发出了要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信号。实际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之所以不能画等号，盖因市场经济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对市场竞争那种无序状态的调节，具有不依市场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强制性。我们的小平同志，他的睿智在于发现市场经济这种法力，并不受国界和社会制度的限制，在一切有市场经济的地区和国家，它都以其独立的性格担负起对市场主体进行调节的角色，让市场秩序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而无需管它姓“资”抑或姓“社”。邓小平的胆识和魄力，还在于他发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诚然有资本主义所不可比拟的优点；但其自身经济运行的保守和呆板，只有引入市场经济机制，才能激发出强大的活力而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态势。如此一来，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一种具有宏观驾驭特质的计划经济和另一种具有微观搞活特质的市场调节机制，便历史地完美结合于一身。
　　值得特别一说的是，在偌大的中国，能够把市场经济机制看透彻看明白，并将其引入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人，不是最先出自某位学者的文章，而是出自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之手，这让我们再一次见识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当此中国经济运行在世界民族之林长势喜人之际，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共同富裕的理论思想，又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中展示了中国道路的新风采。不久前，党中央发布了用五年时间完成脱贫攻坚和实现小康目标的指令。这一指令的发布，不单单是以中国经济地位的极大提升为基础的，同时更集中地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一灿若云锦的光辉前景，令吾辈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了豪情。有朋友对我说：“您老兄对中国道路果真那么自信吗？”我回答曰：“因为正确，所以自信。”故以文颂之。 （作者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