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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界公认的巨大成就，有人说是“贞观之治”，基本上合乎实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才是“治世”的完整状态。建国以来古籍整理作为文化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的校点，《全宋诗》、《全宋文》、《全宋词》、《全元文》、《全元戏曲》的编纂出版，《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华再造善本》、《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中华大藏经》等大型古籍丛书的编辑影印，海外中国古籍珍贵版本如《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宋元版汉籍选刊》的整理影印，《春秋左传注》、《剑南诗稿校注》、《宋诗选注》等古籍注释精品的问世，《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版刻图录》等代表性古籍目录的编纂出版，大部分是国家组织完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精品力作。
　　但是，近二十年间呈现出来的古籍人才队伍整体质量下降的趋势则是不可回避的令人担忧的事实。这种下降趋势的表现是：组织大型高水平国家古籍整理项目的乏力，缺乏德高望重、学养湛深的主持人和兢兢业业、甘心奉献而又有相应根柢的中青年队伍。
　　那么问题出现在哪里呢？我们可以从一个人才的成长过程观察。一个大学生考取了古文献或相关专业如古代汉语、古代文学、古代史、中哲史等专业的研究生，甚至进而成为博士生，毕业后算是具有古籍整理基础的人才。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有参加导师或其他专家主持的古籍整理研究项目的经历。由于师生相对好处，而作为学生所面临的评职晋级压力还没有浮出水面，因而参加项目总算不上是痛苦经历。既毕业，走上专业岗位，如教师、科研所或大图书馆、博物馆、大出版社，大都被单位安排参加在研的集体项目。新来的青年，不好不顺从安排。一忙数年，项目结束，又过数年，才得以出版，主编、副主编自然没份儿，即使在黑压压一片参加人员中，自己排名也不靠前，这是自然。可工作几年，精力都投在这上面了，论其贡献，只有靠这一项了。结果是什么呢？无论项目分、成果分、获奖分，都是“第一主持人”、“第一作者”、“第一获奖人”才算分，以下按排名先后递减，排到自己，所得分数约等于“0”。再对照一下同时参加工作的同学、同事，凡不参加集体项目的，又发文章，又出书，大干快上，成了“青年学术带头人”，成了副教授、硕士导师。参加集体项目，虽然这个项目是国家重大项目，具有重大学术意义，但对于青年同志，确确实实成了“痛苦的经历”。痛定思痛，自己之所以吃亏，是因为排名不是“第一”，于是用参加集体项目获取的学问和经验（这是唯一真实的东西），自己挑头申报国家项目，机遇好的话，也获得立项，有了条件，于是组织队伍，沿着前人的路线继续从事具有重大意义的重大项目。结果又遇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领导要挂名，再比如主要成员挣分太少，先后退出，或者即使不退出，也用一部分或大部分精力经营自己的自留地，使大项目进展日缓，甚至于遥遥无期。底下的队伍更是拖不起，逐渐有鸟兽散之态。不少重大项目就此瘫痪了。为了激活这些来之不易并且已有前期投入、弃之可惜的重大项目，往往是领导亲自出面，做工作，重新拉起队伍、注入资金，执简驭繁，快快推出了装潢精美的标志性成果。这类成果往往是庆功会开得热闹非凡，散场后即无人问津，成了图书馆和办公室的摆设。至于获得的大奖，又会惹来“获奖分”分配办法严重不合理，而矛盾再起，怨气终生难消。如此说来，参加者固成炮灰，而主持者亦纯然痛苦，重大项目的内在动力就难以存在了。不过，还有一些明白人抱有热情和兴趣，这些人大都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既不是排名第一的沾光者，也不是充当炮灰的参与者，基本没有学术上的私心，只是从宏观上认定“事情该做”。可是谁来做？怎么做？结果又如何？担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为之奋斗十几年之久的著名学者蒋维崧先生曾对自己的助手说：“自己干，能干多少干多少。”真是百感交集，难以言表。学术史上已经形成了一条公认的经验，那就是重大学术项目不但可以形成重大成果，而且可以带动人才队伍的成长。清初徐乾学奉命修《大清一统志》，参与者胡渭、顾祖禹都成了历史地理学的代表学者。这在建国后的“二十四史”标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等重大项目中都可以看得到（这样说并不是否定个体性杰出学者的出现，那是个别性话题）。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国由国家组织的重大古籍整理及其他相关工程明显减少，并且项目的成效明显下降，组织者和参与者大都有个共同的感受——难。在这种背景下，古籍人才队伍的成长、重要人才队伍的形成，其危急就不言而喻了。
　　如何缓解这一难题？还要从制度上入手。首先，要把重大古籍整理项目的立项作为大事来抓，评审立项必须由古籍专家负责，要加大经费投入。其次，要把职务行为与学术工作作明确切分规定，杜绝以权谋学、以权谋项目、以权占成果、以权捞奖项的官僚主义作风。第三，要给项目主持人以吸引人才和支配经费的权力。项目需要队伍，由项目主持人申请，经学术委员会审查把关。至于经费，应允许根据工作贡献发放常规化的津贴。要在立项合同中规定这些权力，并由分管财务的领导干部签署意见，作为开支的凭证。第四，要专门制定古籍整理成果评估体系，并规定与一般论著的对比关系。第五，对长线项目的主要成员和一般参加者的学术贡献，要定出明确的评价办法，并确定与一般学术成果的对比关系。第六，设立“中国古籍整理研究优秀成果奖”，与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国家图书奖等待遇相同，评奖委员会由知名古籍专家组成。第七，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下文，对古籍整理重大项目在图书资料尤其是文物性图书资料的使用上作出明确规定，对有关学术评价、评奖等作出明确指示。第八、加强宣传，对古籍整理研究杰出人才给予国家荣誉。第九，设立古籍整理研究国家奖学金，对文、史、哲各专业中有古籍整理研究水平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予以奖励。相信这些政策和措施，能够取得一定的收效。
　　（作者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