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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澍德是云南当代文学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第一代作家，却不是云南人。1906年6月，刘澍德出生于吉林省永吉县的农村，“九一八”事变，日本人的铁蹄踏碎了这个乡村小学教师的梦，他不愿做亡国奴，从关外流浪到了关内，并在北平深造，完成了大学学业，结婚、生子。战争的烽火将他进一步往内地驱赶，1939年，刘澍德一家三口流落到了昆明。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诗人穆木天，在穆木天的帮助下得以安身，不久之后结识了李广田。此时，他已经开始了小说创作，《刘澍德小说选》 收入了他这个时期写的两个短篇 《沉舟记》、《塔影》。1947年他回到东北，在长春大学、东北大学任教，但几年的云南生活却使这位东北汉子爱上了云南，解放后他又重回昆明，最初在昆明第一中学任教，1951年到昆明师范学院执教。1952年，李广田也奉调入云南大学任职。作协昆明分会的初创留下了这两位与云南有深厚感情的外省作家的心血。
　　1952年初，刘澍德主动报名参加了土改，中国农村的变迁在吸引着他，他生长于农村，熟悉农村，爱农民，创作的冲动使他不安于平静的大学生活。土改结束，他又到晋宁的上蒜乡蹲点。1954年他到作协昆明分会任副主席，1955年，这位年近五旬的作家选择了晋宁上蒜乡作为自己深入生活的基地，一住八年！50多岁的人了，居住在一座乡间破寺庙不到六平方米的低矮的厢房里，骑一辆旧自行车往返于数十里的昆明与上蒜乡的乡村土路上。久而久之，他把自己“生活”成了一个云南农村老倌，在小说中他已经能自如地运用晋宁的农村方言，初读作品，你很难想到这是一个东北人写的小说。他一生中的三部短篇小说集、两部中篇和一部长篇大多数是在这里写下的。
　　《桥》 是刘澍德参加过土改，又在上蒜乡蹲点一年后，回到昆明写出的一部中篇。小说写了高正国和陈为邦这两个曾经的穷兄弟、好邻居在土改后思想的变化，高正国一心一意想勤劳致富，他制定了自己的“五年计划”，买田置地是他的目标。他拒绝当模范，怕耽误了自己挣钱，在卖余粮的问题上与合作伙伴和妻子女儿发生冲突，他风里来雨里去，拼命干活，省吃俭用，苦了一家人。他的钱开始多了，可是与穷兄弟们的感情却越来越远了，快要成为儿女亲家的老陈也与他发生了分歧。小说认为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抛弃阶级弟兄的事实越来越明显了，富农吴林贵、粮商赵老猫找上了他。经过党的教育，老农会、老陈以及女儿、老婆的帮助下，高正国本质上的穷人感情终于使他认识到自己走错了道路，在一步一步地往“一家富千家穷”的剥削路上走，认识到农业合作化道路是农民的金“桥”。
　　《桥》 写在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正在兴起的1954年初，刘澍德用这篇小说配合了这场农村变革。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发生了一系列的历史变迁，土改之后不久出现的互助组、农业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等等，这些都不容置疑地称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运动。中国作家不可回避地参与了这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也在他们的作品中反映了出来。而这一切的成败得失需要更长的实践进行检验，单是合作化运动，中央的政策就几次出现反复。1979年后，中国农民又开始了一次翻天覆地的所有制变更试验，中国农民与土地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关系，今天也还在探索之中。当时的文学观念强调的是“及时地反映现实的斗争生活”，要关注正在进行的政治运动和中心事件。刘澍德们不可能对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拥有超越时代的理解，对急剧变迁的社会现实，他们感到的是自己的世界观跟不上时代的进步。
　　他在真诚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观，是建国后所有知识分子的必经之路。对刘澍德这样从旧中国大学出来的知识分子来说，有着更为深刻的意义，也有着更为沉重的压力。如此虔诚地把自己投入到农村生活中去，固然有着创作时积累生活素材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环境所要求的蜕变灵魂的需要。著名编辑洛汀曾称他为“云南的赵树理”，从表象上看，刘澍德与赵树理确有不少共同之处，但刘澍德这个从国统区出来的，受过大学教育的作家与从解放区出来的作家是有很多不同的。要求他们蜕变灵魂的压力更大，他们也会更主动地去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要求，而不会有所怀疑。陆万美在 《刘澍德小说选 · 序》 里说到：“澍德同志解放初期重新开始执笔写作时，已经是四十五岁以上的人了。和他年纪相同的原在国统区的文学作者，很少能像他这样真实深刻地反映社会主义时期农村斗争生活的。（长期在老解放区的，当然又不同）”。“他有坚强的信心，时刻不忘在党的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很好地改造世界观”。他长期无条件地到农村去，在改造自己世界观的要求下，他已经很难用自己的心灵来体会农村的变迁，“他积累了许多原始材料，也对党的路线、政策有了一些认识，了解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无比正确和深远意义。”
　　在 《桥》 发表之前的1953年11月，年青的河南作家李准已经发表了 《不能走那条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农业集体化是中国农民唯一正确的道路，各地报纸纷纷转载，受到高度评价。《桥》 延续了 《不能走那条路》 的主题，但刘澍德在人物的思想变化中写得更为细腻，主人公高正国刚刚开始拥有自己的土地，正朝着富裕道路上艰苦奋斗，突然又要他放弃土地，把致富的希望寄托于集体，刘澍德把这个转变写得很动人很深入，在同类小说中，这是艺术上极为突出的一篇。他刻意设置了小说内在的逻辑，比如，高家只有一个女儿，陈家只有一个儿子，这样一来，要发家，“合作”是必然的，可是，在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村，独生子女几乎是不存在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作家为艺术逻辑需要而设置的良苦用心。刘澍德对农村生活全身心地去体会，小说有大量丰富生动的细节，为小说增强了艺术魅力，高家节衣缩食，省吃俭用，“盐罐要洗洗澡，油坛要烤烤火”的细节，相信看过小说就不会忘记。更重要的是刘澍德对主人公高正国怀有深刻的同情，把他对集体化的抵触、苦恼写得异常真实，把他的致富之路写得极为艰辛，这也许是作家不自觉的心理状态，在这一点上与李准的小说有明显的区别，也正因为这个同情，小说人物产生了动人的情感色彩。这是这篇小说在时代变迁之后还有一份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作家不自觉地保留了一份真诚。这也是文革开始小说和改编的电影 《两家人》 迅速遭受猛烈批判的根源，尽管电影 《两家人》 加强了故事性，淡化了对主人公的同情。
　　刘澍德这样的作家对“政策”是不会也不敢有所怀疑的，他只能领会其中的“无比正确和深远意义”，领会不了或者与现实中的亲眼所见不相符合时，他们只会感到意义太“深远”。自己领会不了，怀疑自己的世界观还有问题，还需要改造。这与从解放区出来并已经有重要影响的赵树理是大不相同的。赵树理在合作化以后，特别是公社化后，逐渐地看到了中国农村的问题，他上书中央，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思想”，1962年前后，赵树理基本停止了小说的写作。刘澍德却一直在按照“无比正确”的农村政策改造自己并写作。八年的农村生活，“作者把云南农村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的图景，那么生动、那么亲切地，从合作化到公社化——虽然只从一个侧面，但却把每一个重要环节，都给我们形象地描绘出来了。‘收购余粮’ 中农民的思想斗争，‘一化三改造’ 前农民从个体走向集体时的剧烈斗争和思想转变，大规模修水利时的进步要求和保守观念的交战，公社的建立和初期就显示出的 ‘一大二公’ 的无比威力……等等。”（陆万美 《刘澍德小说选 · 序》）当农村政策又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刘澎德小说中的立意也就成为了过去。
　　《老牛筋》、《甸海春秋》、《卖梨》 等小说也值得一看，《老牛筋》 曾受到茅盾的赞扬，塑造了一个个性极为鲜明生动的农村“倔老头”的形象，晋宁农村方言的运用也更为自如，但这些小说从艺术含量上都没有超越 《桥》。生动的细节和个性化的人物，依附于被历史证明错误的立意之上，这也是刘澎德小说的共同现象。
　　一个勤奋而有才华的作家，数十年的创作，没能留下多少有价值的作品，这是刘澎德的悲剧，更是那个要求文艺创作统一与规范的时代悲剧。刘澍德的小说在记录着那个时代的变迁，却是单向度的记录，他在寻找着生活里的人与事和政策相符合的资料，他也在淘汰着自己亲眼所见而与“政策”不吻合的部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使他寻找并改造着生活，以此表达“理想”。他不会想到，他所表达的“理想”，需要作家放弃生活的真实。洛汀回忆，晓雪他们五个人在1958年前后被下放到刘澍德的生活基地上蒜乡去与农民“三同”，刘澍德给了他两个任务，一是编写 《钢铁战报》，二是上蒜公社成立后组织编写 《上蒜人民公社史》。“虽然最后一期《钢铁战报》 为上蒜放出了钢铁卫星而报了喜，实际是烧掉了一些烤(烟)棚，炼出了一堆不能回炉的废铁。”（《刘澍德和他的 〈归家〉 》 见 《洛汀文粹》 168页）一场灾难却用谎言来“报喜”，这样的事在刘澍德的小说中是不会出现的，我们一方面可以说，这不能完全由他们来负责，另一方面又可以问：他们一点责任也没有吗？赵树理停止了小说的创作，在作家人格上是更高尚的行为，在今天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宋家宏：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