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第二师范学院 -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报》
感恩英雄，珍惜当下
——记抗战老兵徐世农
作者：学通社记者 王晨
2015-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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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抗战老兵徐世农的家，93岁高龄的徐老竟然亲自出门迎接我们，步履虽缓慢，但仍然稳健，精神矍铄，硬朗得看起来似是只有七八十岁的样子。一进门，就可以看见客厅中央摆放着一个台球桌，徐老乐呵呵地表示打台球是自己如今的日常消遣。
1922年8月，徐世农在上海出生，作为家里的独子，家人为其取名“徐寿康”。“七七”事变后，抗战中的上海租界成为一座“孤岛”，那时徐世农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日寇驻守地，随处都有提着刺刀站岗和巡逻的日军，那种压迫和屈辱让徐世农及身边血气方刚的年轻之士倍感愤怒，爱国热情也十分高涨。1939年，就读于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徐世农自愿参军，但不久因“反汪斗争”暴露转校，并改名徐世农。
1942年8月，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党组织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联合要在新四军防区内创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吸引上海的大学生和教授到新四军地区来，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陈毅军长亲自为该校定名“江淮大学”，校址设在江苏省洪泽湖东淮宝县的仁和集（现为江苏省洪泽县仁和镇）。而徐世农则成为首批到江淮大学的160余名师生中的一员。淮北根据地土地贫瘠，灾荒频发，文化落后，办学条件可谓艰苦。没有校牌，没有课堂，上课就在麦场田边，住宿在庙堂民房，有时为了躲避日寇的“扫荡”，江淮大学的师生还要分散开，返往上海“打埋伏”。即便是这样，这些年轻之士依然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这条十分艰险的革命道路，甚至有很多富家子弟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上大学的“阳关道”，瞒着家人前往根据地学习。“我的一个女同学方刚，当时她的父亲是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公司的总经理，顽固的父亲不同意方刚参加革命，甚至将她看管起来不准她外出。她就想装病离开，在大冷天的晚上穿着单薄的衣裤坐在板凳上冻了一夜，生病后成功逃离了家庭，进入了江大。”幸运的是，徐世农虽然是家里的独子，他的奶奶也经常为了他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而担惊受怕，但家人却从未干涉过。
在江大，师生们一起劳动，用青砖筑路，用土坯做床，一起种菜改善生活……同时一起学习党的知识理论，由教员讲如何做一名革命军人，怎样射击、投弹、行军中如何辨别方向等，甚至组织学生下乡实地调查，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农民被压迫和剥削的状况。徐世农回忆到，在他看来，当时虽然条件艰苦，但和这样一群有理想、有斗志、有原则的同学共同生活在江大，那种激情是终生难忘的。
1944年底，徐世农前往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一旅司令部任技术书记；1948年春，徐世农调往三野二纵司令部任二科副科长；1950年，徐世农又担任华东防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副主任……几多辗转，徐老终在1982年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原湖北省教育学院）离休。
说起曾经的峥嵘岁月，徐世农并没有回忆太多，只是感慨“老百姓苦啊”，感慨完久久不说话，坐在躺椅上双眼放空，似是又看到了当年的场景，甚至连眼睛都湿润起来。随后摇摇头，连连叹了几口气。革命艰难，粮食吃紧，草根、树皮全都吃过，连裹小脚的女人都会爬树摘树叶吃。徐世农十分感动地说：“老百姓出人、出粮、出力、参军从来都不马虎，每次都是敲锣打鼓支持家里的儿孙参军抗战，那时战乱，地里的粮食长得都不好，麦子没长成熟就收割，毫不心疼地支援给我们。他们都是战场后的无名英雄！”但那时日寇横行，流氓特务也趁机作威作福，苦难的老百姓都想跟在部队的后面走，但为了革命工作的安全，又不能让他们跟在后面，只能将他们劝离。徐世农说到这里话里话外都是无奈和心痛。
面对如今的幸福生活，徐世农坚定地说：“我们享的是牺牲人的福，所以，不仅要对老战士好，也要多多关注抗战英雄的遗属们。要感恩，更要珍惜！”
1922年8月，徐世农在上海出生，作为家里的独子，家人为其取名“徐寿康”。“七七”事变后，抗战中的上海租界成为一座“孤岛”，那时徐世农每天上下学都要经过日寇驻守地，随处都有提着刺刀站岗和巡逻的日军，那种压迫和屈辱让徐世农及身边血气方刚的年轻之士倍感愤怒，爱国热情也十分高涨。1939年，就读于光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徐世农自愿参军，但不久因“反汪斗争”暴露转校，并改名徐世农。
1942年8月，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共党组织和上海地下党组织联合要在新四军防区内创办一所综合性的大学，吸引上海的大学生和教授到新四军地区来，为革命事业培养和输送人才。陈毅军长亲自为该校定名“江淮大学”，校址设在江苏省洪泽湖东淮宝县的仁和集（现为江苏省洪泽县仁和镇）。而徐世农则成为首批到江淮大学的160余名师生中的一员。淮北根据地土地贫瘠，灾荒频发，文化落后，办学条件可谓艰苦。没有校牌，没有课堂，上课就在麦场田边，住宿在庙堂民房，有时为了躲避日寇的“扫荡”，江淮大学的师生还要分散开，返往上海“打埋伏”。即便是这样，这些年轻之士依然坚定不移地走上了这条十分艰险的革命道路，甚至有很多富家子弟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上大学的“阳关道”，瞒着家人前往根据地学习。“我的一个女同学方刚，当时她的父亲是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公司的总经理，顽固的父亲不同意方刚参加革命，甚至将她看管起来不准她外出。她就想装病离开，在大冷天的晚上穿着单薄的衣裤坐在板凳上冻了一夜，生病后成功逃离了家庭，进入了江大。”幸运的是，徐世农虽然是家里的独子，他的奶奶也经常为了他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而担惊受怕，但家人却从未干涉过。
在江大，师生们一起劳动，用青砖筑路，用土坯做床，一起种菜改善生活……同时一起学习党的知识理论，由教员讲如何做一名革命军人，怎样射击、投弹、行军中如何辨别方向等，甚至组织学生下乡实地调查，让他们深入了解中国农民被压迫和剥削的状况。徐世农回忆到，在他看来，当时虽然条件艰苦，但和这样一群有理想、有斗志、有原则的同学共同生活在江大，那种激情是终生难忘的。
1944年底，徐世农前往新四军第四师第十一旅司令部任技术书记；1948年春，徐世农调往三野二纵司令部任二科副科长；1950年，徐世农又担任华东防空司令部办公室秘书，副主任……几多辗转，徐老终在1982年在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原湖北省教育学院）离休。
说起曾经的峥嵘岁月，徐世农并没有回忆太多，只是感慨“老百姓苦啊”，感慨完久久不说话，坐在躺椅上双眼放空，似是又看到了当年的场景，甚至连眼睛都湿润起来。随后摇摇头，连连叹了几口气。革命艰难，粮食吃紧，草根、树皮全都吃过，连裹小脚的女人都会爬树摘树叶吃。徐世农十分感动地说：“老百姓出人、出粮、出力、参军从来都不马虎，每次都是敲锣打鼓支持家里的儿孙参军抗战，那时战乱，地里的粮食长得都不好，麦子没长成熟就收割，毫不心疼地支援给我们。他们都是战场后的无名英雄！”但那时日寇横行，流氓特务也趁机作威作福，苦难的老百姓都想跟在部队的后面走，但为了革命工作的安全，又不能让他们跟在后面，只能将他们劝离。徐世农说到这里话里话外都是无奈和心痛。
面对如今的幸福生活，徐世农坚定地说：“我们享的是牺牲人的福，所以，不仅要对老战士好，也要多多关注抗战英雄的遗属们。要感恩，更要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