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上午10点左右,我校离退休工作处首义师苑社区老年活动中心里便热闹了起来,这时,刚散完步的高一平也会来到这里,与老同事们聚在一起打打麻将,这是他如今的爱好,对于87岁的他来说,美好的一天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现在的生活很幸福,可硝烟里那20年的记忆总在无数个夜晚里打湿我的眼眶,让我怎么敢去回想它?”老人的讲述带着我走进了那段辉煌的岁月。
1928年12月,一个叫高一平的孩子降生到了山东省一户普通农民的家里。1944年,16岁的他小学还未毕业,家里贫困,局势动荡,于是高一平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决心参军,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由于年龄尚小,高一平被分配到抗日民主县政府,成为一名文员,负责抄写和发送文件。
1945年春天,高一平与同事苏翠芬、张大友一起被分到大田乡(日军据点),住在农民家,帮助农民解决生活的难处。农民没有吃的,高一平和同事一起将自己手中仅有的几张粮票全部分发给了村民,光凭这几张粮票根本就不能解决村民长期的温饱问题,于是,高一平想到组织村民一起上山挖野菜,“一个村也就那么两座山,最后山都被挖成秃顶了,终究还是有人忍受不了饥饿与疾病的折磨而死去”。高一平怎么也忘不了那种饥饿的痛苦,“在日军的据点里,我无法帮到村民们获得更多粮食,看着村民们离去,我感到的是深深的无能为力。”
同年9月,大田据点和麻昌据点合为北大田村。17日的那天早晨,大田村里的村民们正在准备着早饭,一声枪响,打破了原有的寂静,村民的哭号声随即而来,日军打进了村庄,高一平带领大家往地道里潜逃,躲过了那一场杀戮后,逝世者家属的巨大悲痛,高一平都看在眼里,也烙在了心里,村民们在面对敌人,面对灾难时的团结给了他更大的信心在革命的这条道路上坚持下去。高一平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坚持走革命这条道路,为人民未来的幸福生活而奋斗,不论自己将会在哪里。
在大田村里,高一平永远也忘不了自己那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国民党进攻山东时,得到情报的第一时间,高一平与张大友、苏翠芬立马组织民众开会,策划如何应对国民党的袭击。“国民党来了!”一声高喊,村民们都乱了阵脚,慌忙之下,村支部书记一把将高一平拽到了村里一个秘密的洞里,不让他出声,在洞里一直憋到敌人都撤退了,自己才侥幸躲过了这一劫。“当时的死伤不知道有多少,而我的命能延续到现在,全是因为那位村支部书记。”说到这里,高一平哽咽了。
“后来我被调到湖北,局势慢慢缓和下来后,我曾两次回山东找当时的藏身地与村支部书记,却发现景依旧人却再也不在了,而我除了能将书记的家属安顿好,连当面报恩的机会都没有。这是我至今最大的遗憾……”高一平哽咽着流下了眼泪。
1948年7月初,高一平从山东蒲台县过黄河,后上太行山,顺着太行山笔直南下过高平县,到达河南的万进县,第二次过黄河后到达河南的大金店,在豫西地委当文印部长,工作内容是将地委要发的文件印出发至各县。
1948年冬,高一平作为干部来到武汉学习进城政策,为解放武汉做准备,被分到华中总工会办公室,不到两年,调到湖北来,在湖北省干部学校负责被新四军安排回家解放的人,再回来报道的审查工作。两年后高一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当宣传部部长。
1949年,高一平转到平度县人民武装工作部,组织每个村的青壮年成为民兵,为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做准备。那时,中共党华东局调动了8000名干部到大别山,高一平也是其中一员。
之后,高一平到崇阳县工作了7、8年,又被调到咸宁区当教育局局长。在湖北省教育学院成立后,高一平任办公室主任,后又担任纪委书记。
“原来和自己一起工作的那么多人都不在了,如今只剩自己一个人在世,一触碰这20年的回忆,我再坚强,都控制不了自己的情感。”高一平一个人时常常会想到以前工作的战友,那些帮助过他的村民,还有那些年他听到过的最惊心动魄的枪声,想到这些,思念之情总是让他经不住泪流满面。
“如今不论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都不愁吃穿,看到这些我总有种梦想实现了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