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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前中国大学制度方兴之时，主张“旁采泰西”，而中国书院人文教育传承阙如。为了弥补大学教育的这一缺憾，梁启超提倡实行讲座制，“参采前代讲学之遗意而变之”，只有加入了讲座这一有益补充的大学教育，才不至于“机械化”“平庸化”，才能培养“社会上真面目之人才”。
    在西方，讲座制度的滥觞，使得大学的研究与教育得以一体化，互为滋养。讲座使教授拥有自由选择讲题的权利，这对学术自由风气之形成甚有裨益。此外，讲座更能增强学生和老师的交流，梁启超曾就讲座意义的问题说：讲座使学校教师学生三者之间，皆为人的关系，而非物的关系。特别是在当前大学环境下，讲座日益成为学术交流的平台和知识交换的集散地。在讲座中，我们可以接受到多元的文化，可以获得对世界的新理解。
    春秋时期仪封人与孔子交谈完之后感叹说：“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讲座对大学本有“木铎”的作用，它应当引领象牙塔本该有的学术气质。教育与科研的催化剂、课堂的有益补充、校园文化的培养皿——我们赋予了讲座许多重要的使命。
    但是，当讲座不能发挥其原本的使命时，它就会变成一种尴尬的存在，“讲座疲劳症”就会悄无声息地出现。我们要试图去解决问题，这首先要求讲座组织者和讲者抱着“授业解惑”的心态，不计功利，胸怀博大，以虔诚的学术态度来开展讲座；其次，听讲者要有“师傅请进门，修行看个人”的意识，避免用急功近利的心态去听讲座。
    简言之，只有讲座脱离了世俗的功利主义，讲座才能像涓涓细流一样滋润大学精神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