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陶行知与我校有着渊源关系。我校的前身是省立安徽大学，陶行知是省立安大的倡办人之一，之后还一直还关心安大的发展。我校师生也不忘这位先乡贤，一直在学习他的教育思想，继承发展他的教育事业。
　　1921年，一批省内外皖籍学者名流，鉴于安徽近代教育落后，积极倡导筹建安徽大学，培养本省所需的高级人才，陶行知就是其中之一。1922年春成立“安徽大学筹备处”，下设评议部和干事部，陶行知和胡适等人就是干事部下交际股成员，内外联络，为筹建安徽大学积极奔波。安大在筹建过程中，虽屡经曲折，但终于在1928年2月建成招生，这与上述学者名流政要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当然包括陶行知。1934年12月，安徽省教育厅请陶行知来皖推行“小先生”制，实施普及教育，安徽大学也请其讲学。12月24日，他莅临学校讲演，安大教务长谢循初向大家介绍其为陶知行，陶行知诙谐地说：“陶知行已经死了，我现在的名字叫陶行知。”正式宣布他的名字已改了三个月，接着说明他改名的理由。陶行知原名陶文浚，1910年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因为信仰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改名陶知行，以后他在实践中认识到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不对，应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故毅然改名陶行知。他说名为“知行”而主张“行知”，“这样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这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的转变。
　　陶行知这次在安大的讲演的题目是 《普及教育》，他着重阐述了“小先生”制在普及教育中的作用。“小先生”制是他在上海创办“工学团”过程中发明的，即用小孩子作先生，“即知即传”，以补师资的不足。他认为“小先生”制是穷国普及教育的一种有效方法，并号召大学生要投入到普及教育运动中去，作“传递先生”，不要做“守知奴”。陶行知先生的讲演受到广大师生的热烈欢迎。《安大周刊》 第167期刊登了这篇讲演。同月，陶行知又应邀在安徽大学教育学社谈讲会上发表了 《关于现代教育上的几个实际问题》 讲演。共讲了九个问题，主要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些实际问题，如教育流派、实施方法、怎样作乡村小学校长和教师、借用庙宇作校舍、普及教育的目的、教育是否有救国力量等。这些问题可能是学社同志提出的，陶行知一一作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解答，这在当时很有指导意义。最后他还谈到中国要控制人口，节制生育，主张每个人只准生两个孩子，反对多生主义。那时他就主张计划生育，足见其远见卓识。陶行知的这两篇讲演，现都收入了 《陶行知全集》。
　　抗日战争爆发后，安大被迫西迁，1939年停办，1946年复校，并由“省立”改为“国立”，可惜陶行知于同年7月因患脑溢血不幸去世，否则他将继续关心我校。
　　我校自创立以来，几易校名，几迁校址，在变革中前进，仍不失优良传统；几代学人在办学过程中，艰苦奋斗，前承后继，与时俱进，在改革中创新，仍不忘创建我校的先贤。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校形成学陶、师陶的风尚，学习、践行他的教育思想，施行教育教学改革。1986年9月学校成立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教科院现有“陶研室”，深入学习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产生出一批有影响的论文，也承担有中陶会的重点课题任务。我校相关同志先后参与省陶研会的领导工作，协助推动全省陶研会工作的开展。在陶研方面，我校是全国数所有影响的师范大学之一。为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我校在校园内建立了陶行知全身铜像，供全校师生瞻仰。铜像底座正面镌刻着毛泽东手书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背面碑文是：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一九一四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同年赴美深造，一九一七年回国后，即致力于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和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先后创建安徽公学、晓庄师范、山海工学院，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为国家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陶行知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忠诚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型。今年，适逢陶行知诞辰百年纪念。为激励当代，垂范未来，谨立铜像，永供瞻仰。
　　安徽师范大学一九九一年九月十日在第七个教师节前夕，学校为铜像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铜像现屹立于赭山校区内，已成为芜湖市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花津校区有“行知路”和“行知楼”，均用陶行知的名字命名。在花津校区80周年校庆石碑上刻有陶行知的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在师大落地生根，成为激励一代代师大人不断前行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