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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训，作为学校的一种文化标志，或悬挂于门楼，或镌刻于石碑，或付梓于 《校史》，或传播于网页，展示着她作为学校显性文化符号的魅力。然而，对一所学校员工与学子而言，校训更是一种隐性存在，或是那段抹不去的历史记忆，或是一以贯之的办学理念，或是师生员工的生活态度、性格气质及精神风貌。
　　校训是一种情结，需要师生由衷地尊重与呵护。我1987年到师大读书，而后读硕、留校工作，曾经接受过两个校训的熏染与教育，即建校60周年校庆提出的“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老校训与建校80周年提出的“厚德、重教、博学、笃行”的新校训。无论是老校训还是新校训，从表面上看，与国内部分高校的校训均存在某种趋同化的现象。譬如，新校训中的“德、学、行”就是很多高校校训的关键词，而“重教”及其所含主题之一——“为人师表”，也是一些教师教育类高校校训的核心词。这种趋同化现象既反映出我国高校在历史传承中的一些共性特征，也体现出现代大学在发展中的一种普遍要求。
　　其实，我们不必为校训关键词的“雷同”而唏嘘惋惜，因为对校训的体认乃是师生员工对学校的一种情感态度的反映，同样的语词对不同高校学子来说，各自的理解并不相同。当我们走进师大的历史、体会当前师大的现状，思考师大的办学理念时，便会感受到这八字新校训的份量。“厚德”是思想灵魂，“重教”是职业操守，“博学”是知识气度，“笃行”则是行为风范，这八个字有机地凝练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以及“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的师资发展与人才培养规格。高校以育人为本，而师范大学更以培育未来的教育者为己任。作为安徽省最早的高等学府，我校校训正是从师范大学的个性出发，展示她敦厚的历史底蕴和鲜明的办学特色。
　　校训是一种信仰，需要师生潜心地培育与信奉。作为一所高校的历史、校风、学风，乃至办学方向的凝练，校训确实堪为“大学精神文化皇冠上的明珠”。然而，校训的传播绝对不能变为一种符号化的说教，因为作为全校师生员工精神风貌的象征，校训是我们都应该信奉的价值底线与行为的基本准则。就我校八字新校训来说，“厚”、“重”、“博”、“笃”四个字既是界定、修饰人才规格的形容词，更是一个个关乎人才培养的动词。作为学生，当以师者为范；而作为一名教师，当深切地体会到“与学生一同成长”的意义。著名学者，我校文学院祖保泉教授，在学校为他隆重举行的九十寿辰暨从教六十五周年庆祝会上，就曾坦言他一生中有三件得意事，其中就包括选择了做学问、教书育人这个好职业，以及教出了一批好学生。先生这番关于他一生的总结，以及所表现出的无怨无悔的人生态度，正是作为育人者的师大教师诠释校训真谛的典型例证。
　　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师大人无不恪守着这个信仰，在日常工作中践行着“厚”、“重”、“博”、“笃”四个字的动态内涵。他们知道，惟有从“教学相长”、“师生共同发展”的层面，方能真正把握师大校训的精髓。首届国家级教学名师，我校文学院余恕诚教授谈到他的教学体会时说：“我感觉自己似乎是在痴迷着追求 ‘知音’ 的教学境界。”又说，为了实现这个教学中高标准的“知音”境界，需要师生有共同的思想基础，在知识层面有互相对话、交流的基础，应多采取富有启发性、研讨性的学习方式，要多结合日常生活和现实社会中某些问题展开（详见余恕诚 《追求“知音”的教学境界》）……这些与我校校训的四个方面可谓一一对应。祖、余二先生已逝，然他们关乎无悔的人生选择、追求“知音”教学境界的肺腑之言，必将感染一代代的师大莘莘学子。
　　校训是一种责任，需要师生持之以恒地丰富与完善。不少高校校训关键词均出自我国古籍，尤其是儒家文化典籍。我校校训亦是如此，“厚德”出自 《周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博学”出自 《论语?子张》 子夏之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笃行”出自 《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至于“重教”，亦是儒家崇礼、尊师、重文的优良传统。可见，师大校训传承了中国传统的以德为先、经世致用的为学之道，体现了现代社会赋予高校的思想、知识与能力并重的人才培养要求，彰显了当代中国社会尊重教育、重视教育、发挥高校功能的时代气息。
　　文化传承与创新，是高校功能的重要体现。现代大学校训借用古代语词，其意不仅在传承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而且尤贵在“借古开今”。高校师生有责任通过言传身教，开拓创新，不断给予校训新的时代元素。虽然可以从我国传统文化思想精髓的角度解读校训，但更应该将她视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的动态结构。如此，师者所授，生者所习，才能走出静态的、封闭性的框框，才能真正悟出国家、民族赋予高校的时代使命，才能真正把握我校校训中“德”之内涵、“教”之实质、“学”之内容，“行”之规范。
　　有了情感，校训便是一种温馨，赐给你求美的动力；有了信仰，校训便是一种智慧，唤起你求真的勇气；有了责任，校训便是一种使命，提升你求善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