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 “百家争鸣”中作为各家学说理论基础的人性论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焦点。很多人认为韩非的人性论是性恶论，甚至有人将其人性论提升至绝对性恶论的程度。然而韩非从未明确提出过“人性恶”的论断，实际上他主张的是一种自然的人性自私自利论。
韩非人性论的形成原因
社会现实的影响。战国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各国为了自身利益而相互侵犯争夺，道德准则荡然无存，韩国的没落加上君主的无能，韩非富国强兵的主张终不被采纳。经济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们的观念：一方面，王权衰弱，土地使用权下移，土地私有制得到承认，人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通过占有更多的土地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战国末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各国王公贵族对财富的贪婪急剧膨胀。另外，社会下层民众在货币财富的召唤下，从事商贾、争为技艺之风日盛。商品货币经济对传统社会关系和道德观念的影响，是韩非以利害—————交换关系来定义社会关系的社会根源。
思想观念的熏陶。首先，作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不可避免地受到法家前期代表人物的影响，法家历来主张人性好利。商鞅说过“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辱则求容，此民之情也”，他认为人们一切行为的驱动力都是利益，于是韩非做出了“（人）皆挟自为心”的论断。其次，韩非在继承并改造其师荀子的人性恶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人性论观点，他透过“性恶”的表象，从唯物的观点更进一步地看到了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都要受到物质利益的支配，从而得出人性自利的观点，又以此为基础来考察一切社会关系。
韩非的人性“自为”论
韩非提出人性自私说。他认为：人生而好利，物质利益关系构成了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人都是利己而不愿利人的，并且人的这一本性是不会改变的。他在《解老》篇中说道“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着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欲利之心”，从人的生理机能入手，认为正是人的生理上的需求以及生存需要造就了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在韩非子心目中，人与人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君臣之间没有真情可言，不是儒家讲的“仁义”和“礼让”，而是“利害”和“算计”，是以利相合。
人与人之间。《备内》篇说道：“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开马车铺的，天天盼望别人升官发财；开棺材店的，天天盼望别人生病早死。从表象上看，舆人和匠人的外在表现似乎迥异其趣，而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则其深层心理动机，其实皆出于利己目的。开马车铺的并不比开棺材店的更“仁义”，因为只有别人升官发财，开马车铺的才有利可图；只有别人生病早死，开棺材店的才有钱可赚。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父母与子女之间。《六反》篇指出：“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韩非子认为，父母之所以重男轻女，不过是从利己利家的角度考虑问题，而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父母甚至不惜残害自己的亲生女婴。
晚辈对长辈亦毫不逊色。《备内》篇举例述说：“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儿子为了能顺利继承君位，则期望其父早死。于是韩非感叹说：“以妻之近与子之亲而犹不可信，则其余无可信者矣！”。
夫妻之间。“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爱则亲，不爱则疏。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丈夫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女子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矣。”（《韩非子·备内》）这段话形象地描述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妻子过了三十岁就美色渐渐衰退了，而丈夫到五十岁依旧是喜欢漂亮的女子，上了年纪的妻子逐渐地被疏远，因此夫妻之间也没有真感情。
君臣之间。君臣关系也一样，在韩非看来，君臣关系实质就是一种买卖关系，即 “主卖官爵，臣卖智力”（《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于是就形成“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难一》）这种现象。既然是这样一种利害关系，他们之间就不能不 “算计”。君主靠算计来雇佣臣子（君以计畜臣），臣子靠算计来服务君主（臣以计事君）。“爵禄致而富贵之业成，富贵者，人臣之大利也。”（《韩非子·六反》）大臣们不满足于现状，大富大贵、成就功业才是他们最大的“利”。
韩非人性论的现代启示
韩非认识到了人性自私的一面，但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完全归之为一个“利”字，并将个体的特性视为普遍的人性，以及他指出的父母杀害女婴、妻子与儿子合谋杀害君主等现象难免有些偏激。但韩非的人性论也有可取之处，通过对其具体深入地分析，采取其中合理成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承认“人性自利”的本性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积极意义。韩非承认人的利己行为，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之处在于它更有效率，“市场经济唤醒、激发了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利己心并推动其活动，极大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体现市场经济的效率特征”。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是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初次分配中更加注重效率，这将更加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采取多种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由人性不能改变而引出铁腕和“因人情”两种有效的统治手段。韩非认为，人自私自利、喜利畏罪与好逸恶劳的本性无法改变，“夫智，性也；寿，命也，性命者，非能以学于人也”。（《韩非子 显学》），只能以严刑峻法来打击犯罪分子，“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严刑峻法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对我国的依法治国方略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官员腐败问题、食品安全质量问题、网络犯罪等问题无不威胁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以法律手段予以严厉打击，从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另外，韩非认为虽然人自私自利的本性无法改变，但可以对其加以引导和利用。“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韩非子·八经》）这就启发领导者们在进行国家管理的时候，要利用人性的特点来引导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育者在进行教育时，不要强制地改造学生的本性，而是要根据学生的天性，因势利导，引导学生们实现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