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谁最先用“大学”来翻译西方的university已经难以确知。这个翻译相当精彩，因为它突出了大学之“大”。大学之谓大，既不在于学校招生数量大，也不在于校园占地面积大，更不应该像某个学校将校门修建得“世界最大”。大学之大应该指如下三个“大”：教育观念之大，学术成就之大，毕业生所成之才之大。我们不妨以美国哈佛大学为例来逐个考察这三个“大”。
　　教育观念之“大”是对于学校管理层面来说的。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大学理念，是衡量一个大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作为美国最古老的大学，哈佛一直具有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它的许多校长都是著名的教育家。我们仅举哈佛第二十三任校长科南特为例。科南特1916年于哈佛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后任有机化学教授，1933年出任哈佛大学校长。他走上哈佛大学校长岗位后放弃了化学专业研究，改行研究美国教育，发表了大量相关著作，包括《分裂世界中的教育》（1948）、《现代科学与现代人》（1952）、《教育与自由》（1953）、《美国中学的革命性变革》（1959）、《两种思维模式：我和科学与教育的相遇》（1964）、《综合中学》（1967）、《科学原理与道德操行》（1967）及其自传《我的几个生命》（1970）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科南特的领导下，哈佛大学于1943年1月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调研“自由社会中通识教育的目标”。经过两年的工作，“通识教育报告”于1945年完成，并于1950年以《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为名正式出版。由于该书封面装帧采用哈佛传统深红色，所以通常称为“红皮书”（The9Red9Book），通称《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红皮书不但全面反思了哈佛的教育理念，系统地提出了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框架，而且相当深入地反思了整个美国的教育理念，在美国高等教育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甚至被誉为通识教育的“圣经”。作为校长，科南特为《通识教育红皮书》撰写了长达六页的《导言》，提出通识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自由而文雅之传统”的持续问题，认为这是人类文明保持下去的根本。他说：“即使在数学、物理或生物科学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基础，即使能够读写几种外语，都不能构成一个自由国度的公民所应充分具备的教育背景。因为这种教育方案既无关于人作为个体的情感体验，也无关于他作为社群动物的实践经验……在这种教育方案中，没有历史，没有艺术，没有文学，也没有哲学。而在上面这几个领域里，价值判断最为重要。除非教育过程包括这几个领域的相关知识，它将远远不够完善。”他希望这种教育理念能够应用到美国全民教育系统中。据说，我国目前的大学校长大多出身于理工科。科南特由一个杰出的化学家最终成了著名的教育家，表明学术背景并不决定能否成为教育家。
　　第二个“大”指教师队伍的学术成就之大。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哈佛大学三十多位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我们简单列举几位：理查兹于191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乔治·明诺特于1934年获生理学和医学奖，约瑟夫·默里因为成功地开发了一种器官移植的方法，获得1990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除了众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之外，哈佛大学在许多学术领域都有大师级的教师。我们且看一下哈佛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威廉·詹姆斯1869年于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72年至1907年任教于哈佛，主讲解剖学与心理学。1890年发表的划时代名著《心理学原理》提出了“意识流”学说。乔治·桑塔亚纳求学哈佛时曾师从詹姆斯，1886年毕业于哈佛，两年后开始任教于哈佛，成为哈佛黄金时代教师队伍的一员。他于1896年发表美学名著《美感》，于1905到1906年间发表五卷本的《理性生活》，标志着他在哈佛职业的顶峰。德国美学家鲁道夫·安海姆1968至1974年任教于哈佛大学，他的《艺术与视知觉》（1954）、《走向艺术心理学》（1966）、《视觉思维》（1969）等提出了著名的格式塔原理，为揭示人类艺术心理奥秘打开了重要窗口。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艾尔弗雷德·怀特海与罗素共同撰写过《数学原理》，1924年开始担任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相继发表了《科学与现代世界》（1925）、《形成中的宗教》（1926）、《符号论》（1927）、《教育的目标及其它评论》（1929）、《过程与实在》（1929）、《观念历险》（1933）等，提出了著名的“过程哲学”。纳尔逊·古德曼1941年于哈佛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67年开始回到母校任教，1977年成为哈佛荣誉退休教授。他是当代美学与分析哲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专著《艺术语言》（1968）标志着英美艺术问题的分析立场转向；1967年，他在哈佛教育研究生院开创并主持了“零点方案”（Project9Zero），成为全球卓著的艺术教育项目。哈佛零点方案的第二任主任霍华德·加德纳迄今已经发表了二十多本专著，提出了著名的“多元智能”理论。
　　上述名单里有许多大师本身就是哈佛的毕业生。不过，提到哈佛的毕业生，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美国总统。迄今为止，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共有六位曾当选为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1751年至1755年求学于哈佛，1789年－1797年间任美国第一任副总统，其后接替华盛顿成为美国第二任总统，任期为1797年－1801年；他的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1788年毕业于哈佛，1825年到1829年任美国第六任总统。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1845年毕业于哈佛法学院，1877年—1881年间任第19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任美国第26任总统（任期1901－1909），他于1876年至1880年学习于哈佛。连任四届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一直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是20世纪美国最孚众望和最受爱戴的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惟一连任四届总统的人，他也在哈佛度过了自己的大学生涯。约翰·肯尼迪1936至1940年间就学于哈佛，曾任美国第35任总统（1961－1963）。除了这些总统之外，我们还会想到出自哈佛的电脑天才和美国首富比尔·盖茨。其实，美国的各个领域中，都活跃着哈佛毕业生的身影。从独立战争开始，哈佛一直发挥着美国人才库的功能。“先有哈佛，后有美国”这句名言，描述的绝不仅仅是时间先后：它其实描述的是哈佛对于美国的持续性塑造作用。
　　我们的“大学”到底有多“大”？到底是怎样的“大”？我们不必企图与哈佛一争高低；不过，哈佛之“大”应该成为我们反思自己的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