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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近一个世纪之前，蔡元培校长执掌北京大学，推行“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方针，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聘请了一批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来校任教，裁撤了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同时对北大的管理体制也进行了改革：设立评议会，作为全校最高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最高行政机关和执行机关。原本封建官僚色彩浓厚的旧北大很快被改造得面目一新，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前进方向，影响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也一举奠定了北大的特殊地位。陈平原教授对此曾有过准确评述：“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
　　五四时期曾经铸造了北大最辉煌的一页。时间已经流逝了将近100年，时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北大是否还有机会重新复制五四时期的辉煌呢？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离我们很远了，然而那个时期所批判过的许多旧的思想、观念、传统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今天，思想启蒙的任务仍然远远没有完成；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在取得巨大经济建设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十分严重的问题，特别是体制方面的问题已经不容回避，即使是北大也深深地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
　　同历史上的北大、清华、西南联大，乃至同世界上任何优秀的大学相比，目前中国的大学包括北大在内，其最大的问题恐怕是缺少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和体制的联系过于密切，行政干预的力量过于强大。北大无疑是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一向被国人寄予很高的期望，被视为代表着社会的良知、民族的脊梁。但是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目前的北大恐怕是无法承担这些使命的。其根本原因在于今天的北大并未能真正继承蔡元培校长的办学思想，并未担负起应该坚持承载的历史责任，而是在许多方面自觉不自觉地顺从并迎合了世俗的观念、体制的需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是要有一些群体、一部分人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要能够为全社会倡导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引领时代的进步潮流，也要有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从历史的传统和现实的需要来看，北大都应该义不容辞地充当这样的角色，北大也完全有能力承担这样的使命。
　　首先，北大应该拥有一支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无论是从纵向还是横向上比，目前北大高级知识分子的数量之多，培养各类人才的规模之大，都可以说是空前的，但社会影响力却远不及五四时期的那一小批先进知识分子，学术水平上也不及老一代大师。北大固然需要有一大批专业素养很高，甚至可以达到世界一流水平的学者，但是北大的学者中，不要求全部，至少有一批，甚至是占主流的一批学者不仅应该在专业领域成就卓著，而且应该敢于就广泛的公共事务发表意见。他们的研究领域可以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但他们也同样应该关心公共事务，关怀人民大众，为社会的公平正义，为民智的开发，为民生的改善，为民权的保障而呐喊、而奋斗。这也正是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一批五四时期的北大学者们所走过的、为北大带来巨大声誉的道路。尽管现在北大也不乏这样的学者，但总体上还形不成较大的声势和影响，和时代的需要，和人民大众的期望值相距甚远；甚至有的学者不是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是在促进社会的进步、和谐，而是站在权贵阶层的立场上，维护其既得利益，遭到人民大众的反感。
　　鲁迅1925年在《我观北大》一文中写道“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这句话我们早已耳熟能详，尽管后来的北大、现在的北大都恐怕受之有愧，但这还只是鲁迅观北大的第一点；鲁迅观北大的第二点：“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后来却常常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不提，其实不必讳言今天的社会还存在许多黑暗面、阴暗面，仍然需要北大站出来与之抗战、斗争，鲁迅的北大观至今并没有过时。一支有真才实学，有真知灼见，敢于仗义直言，能够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奉献全部热情、才智、责任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应该是重铸北大辉煌所必需的。五四时期《新青年》办得再好，发行量最多也不过几万份，只能在当时占人口比例极小的一部分知识群体中造成影响。而随着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的普及、提高，电视、网络等新媒体的应用，客观上也为学者们提供了更广阔的言论空间和行动舞台，就看新一代的北大学者能否传承那些前辈的思想和精神了。
　　其次，北大应以自身的制度化建设推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的政治体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当今中国的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不久前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强调：“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但是对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如何进行？民主化到底应该怎么实现？都还没有现成的路径。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是对于怎样进行改革？三中全会及以后中央的历次决策并没有给出全部答案。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十几户农民冒着风险搞起来的，后来才得到肯定和推广；深圳等特区是在一片非议声中发展起来的，小平同志对特区的建设也没有给出很具体的指示，而是要求“你们要杀出一条血路来”，并一再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步子要快一些”。
　　既然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道路，那么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同样也需要探索和尝试。北大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理应在自身的制度化建设、民主化管理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方面的事情做好了，也就必然会产生很强的示范效应。北大如果不率先致力于管理体制深层弊端的改革，自然会有其他地方进行尝试。从笔者了解到的有限信息中得知：原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近期出任新成立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有志于建设一所全新管理体制的大学，据说深圳市还要出台地方法规，以保证南方科大的办学自主权。尽管我们还无法预期这所大学的未来走向，但其着力于使大学去官化、去行政化，触动大学深层弊端的尝试无论如何是值得肯定的；深圳大学几年前就成立了由不担任行政职务的教师组成的人事委员会和财务委员会，学校所有进人指标和财务预算都要分别由这两个委员会通过后方可施行。深圳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在大学体制的改革方面是否也要走在全国高校前列？北大的地位和声望固然是深圳这两所大学无法企及的，但是不要忘了，当年的蔡元培校长也是用了很短的时间就使北大声誉鹊起、独领风骚；建校时间晚于北大的清华、燕京也是在不长时间内就进入了中国最好的大学之列；近期的香港科技大学建校十年就成为了亚洲一流大学，国际上排名已在北大、清华之前。北大如果不打算在深层体制的改革上有所作为，将来落在其他大学后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大学内部常常将体制上的弊端归咎于各级行政部门的干扰，抱怨没有多少办学自主权，却很少从自身找原因。实际上包括北大在内的国内众多高校，官僚化习气之浓厚，行政部门之庞杂，权力运作之不公开、透明，乃至于以官场规则主导学术规则，早已成为社会舆论的众矢之的。虽然有行政部门的多方干预，但是同历史上的大学相比，现在的大学对行政权力的渗透不是自觉地防范、抵制，而是积极靠拢、主动迎合。当年的蔡元培也并不如我们想象的拥有多少办学的自由，蔡元培1919年曾发表过不愿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抱怨了他任校长期间经常受到的官僚们的训令、干涉，受到各种强权的压力，实际上也很不自由。但他仍然能顶住各种压力和干扰，大胆改革，铸造了北大最辉煌的篇章。如果大学不能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从改革内部的弊端做起，则大学的行政化体制就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北大近些年来也陆续推出了一些改革方案，从前些年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人事聘任制度改革，到最近推出的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无一不引起校内外激烈的争论和质疑。这些改革举措虽然也是必要的，但是都没有从深层次的问题上入手，没有着力于解决大学行政化泛滥的问题。改革如果不是从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入手，而是试图从一些次要方面打开局面，并且这些改革本身还是由公众最质疑的行政力量所主导，其目的和效果自然难以令人信服，出现怀疑和批评就是很正常的。现在的社会舆论已经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开放，对于北大的批评和质疑更不会受到什么约束，不仅是网络媒体，甚至传统媒体都可能会对北大进行激烈批评，北大必须要学会适应这种局面。从另一方面讲，北大之所以受到这样强烈的批评和质疑，也说明社会公众对北大还抱有一定期望，希望北大能够表现出某种特立独行的气质，在思想的引导和体制的创新方面为今天的社会做出表率。
　　现在的北大确实可能比蔡元培时期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和干扰，但是这些力量也许并不如想象的那样强大和不可抗拒。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进入攻坚阶段的艰难时期，北大完全应该有所作为，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行动，以强烈的使命感和无畏的勇气，进行全面、深入、整体的改革。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要求使北大完全有可能再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辉煌，完全有可能对中国的历史进程再次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不仅可能涌现出陈独秀、鲁迅这样的思想界领袖，也可能涌现出蔡元培这样杰出的教育家，就看今天的北大还有没有这样的信心、胆识、智慧和历史责任感了。
　　（作者为党委统战部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