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黄宗羲的史学理论，主张治史要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他的史学观，一是强调“经世应务”，二是严夷夏之辨，三是扬善惩恶、扶正祛邪。这里对第三点略作补充。
　　黄宗羲认为，研究历史，编写史书，必须善恶分明，扬善惩恶。对于那些弑君犯上、害国害民的“乱臣贼子”，应当明明白白、原原本本地将他们的恶行写在史书上，所以“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最好的“为史”范例。“为史而使乱臣贼后入地狱”的宗教报应理论对付那些大奸大恶，设计出地狱里种种阴森恐怖的刑罚，以为这样可以阻止邪恶。黄宗羲批驳了这类“画蛇添足”之说，指出“地狱”之说，儒家传统是不讲的，大奸大恶也非“入地狱”所能吓阻。
　　在黄宗羲看来，为史者只要秉笔直书，将大奸大恶的劣迹恶行载之于史，传之于后，使后世唾弃谴责，就是对“乱臣贼子”最有力的惩罚了。
　　从扬善惩恶的原则出发，他对各种史书体例的功能一一作了界定。如认为“列传”必须“善善恶恶”，“言行录”虽然“善善之意长”，但必须记载那些品行高洁、一言一行可奉为后世楷模的人；认为“地方志”虽与正史有所不同，但也须寓褒贬于其间，指出“志与史例，其不同者，史则美恶俱载，以示褒贬；志刚存美而去恶，有褒而无贬，然其所去，是亦贬之之例也”；认为碑铭也属名类，应寓褒贬于其间，他说：“夫铭者，史之类也。史有褒贬，铭则应其子孙之请，不主褒贬，而其人行应铭法则铭之，其人行不应铭则不铭，是亦褒贬寓于其间。”总之，无论何种形式，都应当寓褒贬于史学著作。难能可贵的是，黄宗羲还主张为妇女写墓志铭时，应当“一往深情”，从细小事情中见其崇高精神，因为“古今来事无巨细，唯此可歌可泣之精神，长留天壤”。黄宗羲的史、志、碑文，就都是寓以褒贬，深情歌颂那可歌可泣的精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