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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虽未明确获得书法家的称号并以之名世，但就鲁迅的书写实践活动和业绩而言，他确实是20世纪中国一位独具面貌、不可忽视的书法家，在研究思想鲁迅、文学鲁迅的同时，亦应“聚焦于书法鲁迅”。
　　鲁迅在书法实践层面，堪称书法大家。鲁迅从实用便捷角度曾论及钢笔的优点与长处，在新式学堂和留日学习期间都曾用过钢笔，但其主要书写工具则是绍兴百年老牌子笔庄卜鹤汀所售的“金不换”毛笔。鲁迅使用毛笔手书的时间漫长，从其幼年开蒙起直至去世，前后约有50年之久，而且他用毛笔书写的文字存世的就约有七百多万字，数量之巨蔚为可观。鲁迅的墨迹主要存于他的日记、书信、文稿、诗和题赠等手稿中，以及近三百余万字的辑校古籍、石刻手稿、金石资料和金文手稿中。鲁迅虽不标榜自己的书法，但对书写一事却是深有自信的。从书法艺术本身讲，鲁迅的书法水平也是很高的。与鲁迅同时代的郭沫若，是文学家，也是20世纪中国有定评的知名书法家，他在为《鲁迅诗稿》写的序中对鲁迅书法就曾有过这样的论述：“鲁迅先生亦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这可谓书法家郭沫若对于书法家鲁迅的中肯评价。
　　鲁迅未能享高寿，但其书写生涯是比较长久的，从接触毛笔书法，经年累月写字，历书风变化至书艺成熟这一道路中，是有越文化的影响在其中的。这也就是说，书写一生的鲁迅与书法文化确有深广的关联。包括从地域文化角度来看也是如此。
　　首先从外部社会整体环境角度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绍兴文化资源较为丰富，文化气息浓厚，魏晋家族文化遗风仍有余存，一般书香、官宦之家是很注重子弟教育的。当然这教育以国学传统教育为主，但又处在向新教育转换的历史途中。对于一般子弟的教育，于诵读修习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之外，书法教育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内容，书法的好坏也是考核读书成绩的重要项目，所以除家学示范之外，大多数家塾、私塾授课教师的书法基本都是颇有水准的，即便算不得书法家，但也当得起儿童开蒙时期书法教习的任务。这一整体的地方文化教育观念和气氛对于入塾读书孩子的习书练字来讲是很有利的。鲁迅早年的书法学习也是在这样的社会空气中开始的。1887年至1891年，鲁迅在远方堂叔周玉田先生处就学。周玉田精通楷法，从“描红”入手教鲁迅习字。鲁迅则一丝不苟地描摹大楷书帖，受到了极为严格、正规的书法训练。1892年鲁迅入三味书屋，跟随寿镜吾先生读书，寿镜吾能作诗、工于书法。寿先生的书学兼学颜真卿、柳公权、苏轼、米芾等笔法，“用笔顿挫有力，方而见骨，结体方正丰满，章法茂密。”他对学生的习字作业判阅严格，看到写得好的字，就画一个红圈，而鲁迅“总是一笔一划、一个字一个字认认真真写下去”，从不敷衍了事，在同班同学中以鲁迅写得最好。有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鲁迅应该是以颜真卿、柳公权楷书为日课，兼习唐宋行书以作笔记抄录之用。对于这段经历，鲁迅在《朝花夕拾》中有记述，“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
　　其次从内部家庭环境看，鲁迅（周树人）早年习书条件良好，起点也高。绍兴重文化、重教育的观念与氛围自然影响及于周家，周家某种程度上可视其为绍兴文教发育丰赡的一个样本。鲁迅家乃书香、官宦之家，家中文化气息浓郁，文化资源较丰富，注重子弟教育，书法方面家学渊源亦深厚。鲁家有家藏的名碑法帖，厅堂悬挂有许多字画，便于子弟观摩学习，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个秀才,=善于翰墨，他的祖父周福清更是一位精于行草的高手，其书宗法王羲之，兼掺米芾笔法，善于用笔，书体潇洒，气韵畅达，深得帖学神理。在这样一个家庭中，天然地日日接受浓郁的书法文化气息的熏陶，鲁迅的习书并热爱习书就是很自然的了。此外，这个家庭在败落之前，经济是宽裕的，也有一定的开明度，对于小孩子的零用钱花销的控制并不特别严格，对于子弟修习正统经学书籍之外的课外阅读和爱好也并不粗暴干涉，这为鲁迅的文化精神发育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在多种课业外的活动中，看画、临画和作画对于鲁迅的练字习书是很有益的。鲁迅自幼爱画，无论是家中所藏还是购得的绘画类书籍，他基本都临摹过，具体如《花镜》、《点石斋丛画》、《诗画舫》、《海仙画谱》、《山海经》等。此外，还临摹过绣像小说《荡寇志》、《西游》等。中国古代艺术观念中是强调书学与绘画两门艺术间的深层联系的，有所谓“书画同源”之说。鲁迅的赏画、描摹、画图是出于真正的兴趣和爱好，强大且持久。在绍兴与画的结缘促成鲁迅深厚的美术修养，这一修养使他对于书法的线条质地、结构造型、章法布局等都有超越于一般人的领悟性，他在绘画方面的摹仿力与理解力对于他的书法学习和创作是大有益处的，有功于鲁迅的无心为书但却有其大成的书法之路。
　　再次，从书法文化方面看，绍兴作为有名的“书法之乡”对于鲁迅书法具有不可忽略的浸润性作用和示范性影响。绍兴是吴越文化的发祥地，在中国书法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绍兴书法有漫长的发展历史。古越先贤于春秋时期即有意识地将文字视为艺术品，推动文字书法向艺术层面发展，并创写“鸟虫书”。魏晋时期，王羲之、谢安、孙绰等大批文人南下定居绍兴，逐渐促使书法艺术的重心由中原洛阳转移到江南。而文人云集绍兴，便促成了绍兴一时书法之大盛，其影响绵延至今不绝。晋时，绍兴出现过诸多书法大家，如王旷、谢安、王羲之、王献之等。其中成就最高者是“二王”，尤其是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就被赞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游龙”，他在山阴参与兰亭修楔集会时，写下《兰亭集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由于光辉灿烂的书法文化，从东晋时起，书乡成了绍兴的代名词，绍兴从此成了书法圣地。绍兴多出杰出名士，亦多有书法名家，东晋之后，有孔琳之、贺道力、智永、虞世南、辨才、贺知章、钱公辅、陆游、陈宗亮、徐渭、倪之璐、陈洪缓、王守仁、徐生翁、马一浮等。而且近现代许多出自绍兴的杰出人士，虽不以书法家身份名世，但书法水平较高，如蔡元培、章太炎、秋瑾等。作为书法之乡，绍兴的书法艺术故迹是相当多的，如兰亭、戒珠寺、题扇桥、躲婆弄、金庭观、曹娥庙、会稽山、山阴道、沈园、青藤书屋等，有很多名碑传世，如“兰亭三绝”的“父子碑”、“君民碑”、“祖孙碑”，蔡邕书写的“曹娥碑”，贺知章的《龙瑞宫记》摩崖题记等等。在绍兴的街头巷尾，城市乡村，处处可见楹联、碑刻等各类书品。综而言之，绍兴的书法文化可谓是浓郁深厚至极。鲁迅生长在这样一个书法厚土之地，浸润于书法文化的空气中，一者自然受到潜移默化的滋养和影响，这是难以量化但却深刻的影响。二者当他主动习书时，学书资源无疑很是丰富，且观瞻便利，他曾多次随身携带拓碑工具到绍兴周边如会稽山等古迹地搜集古代碑版，也购买很多铭文砖和画像砖，这些活动对于鲁迅书法的修习是很有助益的，为鲁迅书法富于“金石气”奠定了最初的根基。三者鲁迅很是敬重“乡先贤”，这些越地的优秀分子从书学角度对鲁迅是有示范性激励作用的，而在具体习书时可资借鉴的书家多且鲜活，如王羲之，绍兴是王羲之定居生活之地，存世遗迹很多，其居住地与周家台门并不远；再如章太炎，曾是鲁迅授业老师。可以说真切感知书家的学书比单纯的碑帖学习要生动鲜活得多，给予学习者的影响也是比较直接强烈的，就此点而言，鲁迅习书的条件显然是得天独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