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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0年开始，一个叫赵锡永的人自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政策研室司长”，在湖南娄底、云南昆明、玉溪等地行骗，不少政府官员信以为真，甚至聘其为政府顾问，导演了一场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几千年来，“父母官”情结一直在我们的文化思维中沿袭。赵锡永认为，自己的平民身份是无法“为人民服务”的，于是，他觉得自己必须当领导，且有能力当好领导。也许在他的潜意识中，他早已幻化成了历史故事中的钦差大臣，巡视百官，为民请命，实现着自己的远大抱负。
　　在变异的官场文化中，官员不仅要在普通民众中扮演“父母官”的角色，而且在官场内部的下级中同样也是“父母官”的形象。基层官员希望像“子女”一样，尽可能多地靠拢在“父母”身边，得到更多被宠爱的机会；上级领导对于基层官员则更是摆出“父母”的架势，顺我意者是“孝顺”，是“好子女”，不听话者则会被惩罚。层级化的“父母官”情结，为上下级的不平等制造了政治伦理的合法性语境。
　　这种“父母官”情结给市场经济发展和法治建设带来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经济要求“小政府、大社会”，政府在但凡市场能自主解决的领域都不能越位，而“父母官”却可包办一切，直接干预经济走向；“无所不能”的政府，带来“无所不能”的领导，领导是“永远正确”的，民众和下级只有执行，不能质疑。
　　除了“父母官”情结，官场潜规则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所谓的神秘化生态。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通民众无法建立一个常态化获取官员信息的渠道。除了在各种会议新闻中看到那些熟悉的面孔，大家都不清楚他们更细节化的工作、生活。
　　因此，对于来自“中央”的赵锡永，地方官员都是一种唯恐招待不周的心态。的确，赵锡永能够畅行官场，与下级官员的不敢质疑是分不开的。但跳出这个事件来看，假如来的不是赵锡永，而是一个真钦差，而这时下级恰好又质疑了他的身份，只怕该下级的仕途堪忧。于是，出现“宁可信其真，不可疑其假”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由此观之，该反思的并不只是“下级”，“上级”同样需要检讨。
　　司马迁说过，“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们的政治生态不能真正消除“父母官”情结、上级领导干部继续高高在上，下级官员则继续唯领导马首是瞻，整个官场一片“和谐”气氛，那么，即使今天不出“赵锡永”，明天也会出来“张锡永”“李锡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