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故：《1942》
“《1942》是一部电影，它会有它的命运，它的艺术得失也会有各种评说。不过，它酝酿将近20年，回头一望的这种努力，是一种引人共鸣的开始。”——柴静
“知道，是一种奢侈吗？”
1942年夏到1943年，河南发生大饥荒，饿死300万人，这个数字超过了抗战八年士兵的死亡总数。但这段历史鲜有人知，即使一些亲历者，也都不再记得。70年后，《1942》被拍成电影面世。
这部电影的编剧——作家刘震云，他的家乡河南延津县正是当时的重灾区。“我觉着真相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1942年来讲，如果一个欧洲人或者美国人，他要在这样的情况下被饿死，他一定要问谁把我饿死的？我为什么要死？”正是为了探究这遗忘背后的原因，1992年，刘震云开始撰写小说《温故1942》。
“就感觉挨的是一闷棍。”
在世人的记忆中，有那一年的斯大林战役，甘地绝食，丘吉尔感冒，却独独没有严冬的河南。
灾民：“发生了吃的问题”
饥荒对社会规则、道德底线的冲击，使得粮仓满堂的老东家陷入了与饥民的混战。在“躲灾”路线中，直到被抢走了所有财产，直到为了能给刚生产完的儿媳喝口热汤，把女儿一路照顾的小猫煮了，他作为地主的优越感已荡然无存——“他已没有任何一件附属品高于所有的难民”。走在前途未卜的路上，老东家的马车、粮食、银元、亲人一个一个失去，在孑然一身的生命挣扎中深陷绝望。“死在这个时候已是一种解脱，悲伤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
如果只讲老东家等难民的逃荒故事，电影也许更有故事感。但影片采用了六条线索并行推进的叙事手法，从剧作的角度讲，各方面人物交叉较少，分散了典型人物的情感力量，也无疑为影片增加了风险。但正如刘震云所说，“那是因为生活本身，1942年就是因为这么多的角度，造成的这么一件事”。多方面的角度审视带来了多种不一样的态度，只有尊重每种态度，才会尽可能接近出现一种历史的真相。
军队：“饿死灾民还是饿死士兵”
蒋鼎文和李培基的对话正说明在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冲突中，军人面临的复杂境遇：“灾民吃不起饭饿死了，那也是死在咱的国土上；如果战士们吃不起饭战败了，那就被日本鬼子侵略了，那就要亡国了。”当率军撤退河南时，蒋鼎文感叹道：“国家贫弱，只有甩包袱，才能顾全大局。”话语虽不乏强盗逻辑，但艰难的国运，也让人感受到复杂大背景下个体的无奈。
传教士：“这里的一切，主知道吗”
荒之年，传教士认为这是布教的好机会。但惨烈的悲剧使他渐渐明白：手中的圣经堵不住小女孩被炮弹轰开的鲜血涌流的伤口，自己的双手阻止不了血腥的杀戮，他对信仰产生了怀疑。尽管宗教此时无法带来现实性改变，但正彰显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普世人性的博爱。
美国记者：“获得普利策奖还是成为日军俘虏”
《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怀着一个新闻记者对真相的执著，一个西方人对生命的尊重与慈悲，深入灾区。哪怕驴子被偷，他也能理解这是出于无法忍受的饥饿和难以为继的生存。当他把狗食人的照片呈递蒋公面前时，客观上他把灾民和重庆中央政府拉得更近，带来的国际舆论也逼得政府在赈灾上没有退路。
政府：“灾情是有的，但不会这么严重”
地方官员力求保全自己，无视民众生死，谎报灾情，无疑让上层误判了刻不容缓的形势。哪怕赈灾措施已下达，逃难的老东家依然被挡在洛阳城外，不法商人与官员趁火打劫，贩卖妇女、儿童。为了四斗小米，一条生路，老东家不得不与女儿诀别。当沉淀着灾民生离死别后仅存希望的火车到达潼关，等待着的仍是警察冷冰冰的枪口与恶狠狠的驱赶，赈灾条令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成了包袱，在自己的国度却找不到任何立命之地。而处于权利中心的蒋介石在无视灾情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陷入战争中极度贫弱的国家，艰难的现实处境。
日军：“他们首先是人”
日军用粮食收买中国人帮忙做事。片中日军将领的话让人深省：“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中国人。”对于孑然一身、近乎被逼上绝境的灾民而言，如果还有力气期盼，那也只会期望生存。在沉重的苦难重压下，个体维护其人性的尊严不就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吗？更何况他们找不到任何出路。只可惜，日本人明白并利用了这一点。
战争、 地震、 饥荒，尽管都是惨痛的悲剧，但也是对人类真实存在的探究。从《集结号》到《唐山大地震》再到《1942》，冯小刚一次次把镜头对准了这些历史题材，试图唤起沉重的集体记忆。而本部影片带来的情感冲击，冯小刚有一段描述：“比如说我啪给你一个嘴巴，你皮肤感到特别疼，我现在垫了两本书，我拿一根棍子打到你这儿，外头一点儿声没有，但是这个劲传达到你的身体里边去了，我觉得这个电影对我们的那个内心，就感觉挨的是一闷棍。”
温故，知新
冯小刚和刘震云沿着当年逃荒的路线，采访了上百人。在河南巩义的村庄里，一位90岁老太太唱了一首当时的歌：“玉石扑遍黄金街，喝口凉水都不饿”。冯导感觉被搥了一拳。这种震撼与敬畏，让他选择承担六条线索的全部压力，哪怕耗费极大的人力物力，也不甘心只讲一个逃荒故事，而不讲历史原因。
在《集结号》中，谷子地为了好好保护死去战友的尸体，命令将其搬到窑洞里，以免遭到敌人的羞辱。这似乎很合理。但正如崔卫平所说：“它省却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如何尽一切可能令他们生前免遭杀戮。”我们或许总是习惯以“死”来替换原本第一位的“生”，以死亡换取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从而也让自己选择一个低矮的视角，来审视倍感无力、无计可施的现实而不去抓牢生的意志。
久而久之，我们习惯性地把沉痛的热点、事件放进购物车，然后消费完热情就被清零。每次灾难，仿佛都成了媒体的盛宴，大众的围观，却没人告诉我们那些人、那些事，为什么会发生？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它们似乎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死亡也变为一串冷冰冰的数字。热闹永远是我们的，但我们似乎从未认识到，一个人的悲剧只是故事，一群人的悲剧却是历史。
那我们究竟仅仅是对故事好奇的人，还是历史的见证者？我想，要懂得思考与追问：思考那些湮没在历史车轮下的平凡个体有没有死得其所，追问一而再再而三的灾难能不能避免。因为，灾难不只是谈资，更应以史为鉴；我们才能在快节奏中抓住自己生命的尊严和价值的同时，唤起对生命真正的尊重。
（作者系文学院2011级4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