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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孝通教授在1979年初至1984年期间担任图书馆馆长。那时我二十出头，刚到图书馆东部文科综合阅览室工作。阅览室在学思湖畔的文史楼（就是现在的“三教”）二楼，与教室毗邻，学生们在课间往来于教室与阅览室之间，好不热闹。课间十分钟，大批学生涌进阅览室，借书看杂志。上课铃响后，阅览室安静了，走廊里空无一人，听到的是教室里传来的老师此起彼伏的讲课声音。
　　那时，徐先生常在文史楼为本科生上课，静悄悄的走廊里可以听到他浑厚、沉稳又沙哑的声音，如果记忆没错的话，那声音就像歌唱家唱坏了嗓子一时还没恢复过来一样，有点吃力的感觉。徐先生下课了，经常到阅览室来给茶杯续水。作为一馆之长，他会关心一下我们的工作。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徐先生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他对年老的同事尊称为“老师”，对我则记住了我的姓，客气地叫“小马”。最主要的是即使对我这样的“小青年”，作为大教授的他也是相当诚恳地交流对话。有一次，徐先生在校园里看见我，远远地就向我打招呼了。平心而论，徐先生就这样走过去也不为过，他这样一招呼，倒让我有点窘迫，但马上又觉得如沐春风。就这样一个小细节，徐先生的君子之风便长留在我的记忆里，时至今日还像一张久远的老照片，让我回味时念叨几句。
　　徐孝通教授担任图书馆馆长，正是十年文革后百废待兴的时期。1978年上海师范学院恢复建制后，徐先生以其学识和威望，统帅图书馆取得大跨步的发展。在他任上，图书馆进入了一个快速进步的时期，购书经费迅猛增加，文献馆藏从97万册增加到128万册，图书馆与学校一起走上新时期建设发展之途。当时，图书馆聚集教学力量开课招收了两届图书馆学专业大专生，并且留下了20多位毕业生充实图书馆的人才队伍，明显改变了图书馆人员的学历层次，图书馆的工作和研究因此发生了新的变化。现在这批毕业生在图书馆只剩下二三人，大都退休或者离职了，他们留下的痕迹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在徐先生的领导下，图书馆从80年代初开始,还在科学管理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编印了《上海师范学院图书馆规章制度汇编》，1984年起试行岗位责任制。
　　对徐孝通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无法置喙一句，好在有万能的互联网可以查询。徐先生师出名门，是一代大师金岳霖的学生，1939年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1942年清华大学研究院结业，曾任上海逻辑学会名誉会长，是当时的风云人物。他与冯契先生共同主编的《外国哲学大辞典》，230万字厚厚的一大本。此书图书馆有两种版本，2000年初版和2008年再版。可惜该书出版之时徐先生已经往生看不到了，但词典的权威性和资料的丰富性则是当世无二。我在图书馆特藏库手捧着徐先生的著作，首先想到的他是我们的馆长，图书馆应该为拥有这样的馆长和这样的巨作感到荣幸和骄傲。
　　徐先生丰富的学养来源于他青年时期所受的教育，也滋润着他低调内敛的长者情怀，他在师大的星空中未必是最耀眼的一颗，却自有他的独特光芒和魅力。
　　1984年10月后，年事已高的徐先生不再担任图书馆馆长。后来我们偶然在校园里相遇，他总是微笑着向我点头致意。他大概不记得我的姓名了，但应该知道我在图书馆工作，曾经是他麾下的“小八辣子”。徐先生个子中等，但身材魁梧，头颅硕大，板寸的花白头发，在校园里悠然地走着，具有“民国范儿”的绅士风度，让人肃然起敬。有时候，我远远地看着徐先生，看到路过的学生总有人会向他行注目礼。
　　记得有一篇回忆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的文章说：朱先生在北大未名园散步，就是一道移动的风景。我愿意把这句话移植过来，面对这样一道“风景”，我，鞠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