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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刚在三十年代开始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她的创作，既不是娱乐自己，更不是消遣别人。她的作品绝不是廉价的口号，而是艺术的力量唤起的觉悟。她在《国闻周报》、《榴火文艺》、《中原》等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翻译出版了英国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吴宓作序，商务印书馆出版）。她的这些创作描写的是苦难的普通人、革命者，往往具有鞭挞的力量、揭露的效果和认识的价值。杨刚不是大作家，其作品也不算多产，她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革命斗争的岁月中。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在动荡不安、艰难困苦、复杂多样的社会环境下，能写出那些优秀作品，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不易之举。1984年，由萧乾同志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刚文集》，深切表达了党和人民对这位曾经在革命斗争中活跃过的聪明、勇敢、勤奋、坚贞的女作家的纪念。
　　如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收藏的《北方青年》周刊有4-6期，16开本，分别于1932年5月1日、5月9日和5月16日出版。每期封面上印有“通讯处北平燕京大学女生宿舍杨刚”，每期约有8页。除此三期之外，既未见1-3期的收藏，也未有6期以后的延续。在1961年由北京图书馆主编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4-1949）》中也记载着1932年出版的《北方青年》4-6期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其他各馆均无收藏。可巧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里还收藏着另一种《北方青年》第一期，该刊于1932年3月16日出版，16开本。从封面上的信息得知，该刊每半月出版一次，主编是北方青年社，通讯处设在北平清华园。该期尚未编入1961年由北京图书馆主编的《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1834-1949)》中。清华园通讯处的《北方青年》第一期共有16页。按每半月出版一次的时间和排序推算，第二期的出版应该是当年的4月1日左右，第三期的出版应该是4月15日左右。而北平燕京大学杨刚通讯处的《北方青年》恰好出版于1932年5月1日，从而自然形成了这两种《北方青年》前后衔接与延续的过程。不过，在北平燕京大学女生宿舍杨刚通讯处的《北方青年》第四期《编辑后记》中又说：“北方青年改成周刊以后，这是第二期了……”。遗憾的是，该期及清华园通讯处的《北方青年》二、三期未见留存。由此难以断定北平燕京大学女生宿舍杨刚通讯处的《北方青年》周刊是由北平清华园通讯处的《北方青年》半月刊所改成，或者说前者就是后者的延续或继承甚至两者就是同一个刊物。
　　笔者兴趣浓厚，疑问重重，通过不断的追踪查找相关的史料，方才领略到《北方青年》编辑出版的历史背景和过程，以及杨刚对编辑出版《北方青年》刊物所做出的贡献。
　　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1927年四一二事变使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黑暗的阴影不断扩大，国民党南京政府从1927年成立时起，就与共产党势同水火，进行疯狂镇压。不久，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旋即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揭开了中国革命历史光辉的一页。同时党也密切关注并领导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文化战线上的斗争。
　　在文化方面，南京政府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1929年1月）、《出版法》（1930年10月）、《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1931年1月）、《训政时期约法》（1932年5月）等，不断查禁进步报刊，查封进步学校、书店，取缔进步社团。
　　1930年1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反动的《出版法》，对报纸、杂志、书籍及其它出版物的出版作出种种限制，规定称：“一切出版物均须审查，非经许可不得印刷或出版发行，违反了《出版法》的规定，就要处以罚款，扣压、停止发行和判刑”等。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要求抗日，要求民主的书刊、文章较多，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又制定了《宣传品审查标准》，规定凡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党及其不抵抗政策、要求民主和抗日，甚至对国民党政府表示不满的出版物，一律禁止。
　　中国共产党为了揭露国民党政府反共反人民、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积极宣传党的方针和主张，克服重重困难，曾出版过大批的革命书刊，虽然屡屡遭受严厉的查禁，但是进步刊物仍然层出不穷，屡禁屡现。《北方青年》就是在革命处于低潮的白色恐怖之下编辑发行的，并受到反动当局的严厉查禁。
　　《北方青年》首先出自清华园，据原清华大学地下党员郝德清同志回忆，1932年他和同校的李兆瑞（地下党员）创办了《北方青年》，李兆瑞是负责人，负责征集稿子。郝德清负责具体工作，联系跑印刷厂，送稿子，校对清样，取刊物等。
　　郝德清同志回忆说：“从1932年2-3月至7-8月，我们共出了两期《北方青年》，16开本。刊物是在琉璃厂角上的两个小印刷厂印刷的，刊物印出后就到东安市场，西单商场等地发行。那时候，这两个地方有许多书摊、书店。我们偷偷塞给他们一些，让他们帮助推销，这些小商也知道这是被查禁的刊物，只偷偷地出售，有时他们还交回点刊物钱，大多数是收不回钱来。”
　　据另一位清华地下党员陈志安回忆：“《北方青年》由李兆瑞担任主编，陈志安、张钦益（清华地下党员）参加过这项工作，胡乔木（当时是共青团员）也做过这一刊物的编辑工作，参加编辑发行的主要都是清华的同学。这个刊物16开本，不算太厚，出了不少期，影响较大，在河北省南边的几个县都有流传，特别是在中学中销路很大……《北方青年》的政治观点表现得非常明显，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注意，某月的一天，一个密探到学校来找李兆瑞，没有找到人，转了一阵才走。从这以后，为了以防万一，《北方青年》就自动停刊了。”
　　上述回忆中说参加《北方青年》编辑发行的主要都是清华的学生，但并不排除有其他学校学生参加的可能。尽管未提到杨刚参加这一刊物的初期工作，但是根据对当时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分析以及对后来变换的事实来看，作为在北方左联负责宣传工作的杨刚，对《北方青年》这一刊物的发行与出版肯定給予极大的重视和热情的支持，至少是熟知这一情况的。
　　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党支部同属北平西郊区委领导，杨刚是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的成员，每周常到清华园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北平西郊的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地下党利用特殊条件，一起开展过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北方青年》的创办也是这一活动的重要内容。诞生于清华园的《北方青年》面临反动当局的查禁，而燕京大学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政治上相对民主，思想上相对自由，文化上也相对开放，一般情况下，中国的文武官员、军警宪特不敢干预，杨刚便以此为掩护，把北平清华园通讯处改换成北平燕京大学女生宿舍杨刚通讯处，以此来延续《北方青年》的出版与发行。（未完待续）（作者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