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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寒梅


　　2012年9月11日，日本不顾中国的反对，用“国有化”的借口“购买”了钓鱼岛及其附属的南小岛和北小岛，同钓鱼岛所谓“土地权所有者”栗原家族正式签署了岛屿的“买卖合同”。此行为非但没有尊重二战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重要成果，也为中日两国建交40周年拉开了一个不和谐的序幕。目前中国政府四位政治局常委进行了表态，包括胡锦涛等领导人，均强调此“购岛”行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并表示坚决反对。日本更换了驻华大使，并阻拦了由中国派出的海监编队。央视多个频道自9月15日起将连续两天停播日企广告，纪念中日建交40周年“5万游客”赴日计划也中止实施。台湾方面也在不断地对日宣示钓鱼岛的主权，并派海巡舰艇全天候24小时在钓鱼岛海域护渔。中日双方的摩擦不断升级，已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就美国在钓鱼岛事件中的角色扮演，日本为何于此时采取购岛行为，以及两国如何走出目前困境等问题，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寒梅教授。
　　为何在这个时机决定购岛？
　　早在2012年4月16日，石原慎太郎就称“东京政府决定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自此之后同年7月6日，日本政府计划年内实现钓鱼岛“国有化”，并于9月10日确定了钓鱼岛“国有化”方针。日本方面宣称，为了防止钓鱼岛被石原慎太郎购买以后不易控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将钓鱼岛“国有化”。
　　“国有化”有助于政府对钓鱼岛的管辖及处理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但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日本政府此举与石原慎太郎是唱“双簧”，不过是日本为了达到占有钓鱼岛的目的而找出的借口。那么日本是从一开始就决定“国有化”，还是迫不得已为了阻止石原购岛呢？
　　李寒梅教授认为，日本政府决定将钓鱼岛“国有化”，说是被逼迫的，在某种角度来看也没有错。首先，日本政府是被国内形势所逼迫。民主党自执政以来，业绩一直不好，政局一直不稳，经济没有起色；对于东日本地震海啸以及核泄露的应对不利，国民对政府的不满日益增加，内阁支持率一路下滑。加之面对中国崛起日本民众越来越强的危机感，这种背景下，民主党政府几乎已经没有政策选择的余地，一方面只能被右翼势力推着走，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用外交上的动作来转移国民的不满和国内舆论的视线。因此，如果单纯谈“购岛”这个行动本身，也可以说它是被逼迫的。
　　如果从更大的背景来看，现在东亚地区的安全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不单纯是传统的政治、军事上的关系，海洋权益、海洋资源以及专属经济区的竞争越来越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日本这样的岛国来说，抢占岛屿是扩大专属经济区最直接的途径。这也是日本与周边国家岛争都趋激烈的一个原因。
　　但是，无论日本政府的所谓“国有化”是否是迫不得已的，也不管是被谁逼迫的，都不会让问题的性质发生任何改变。因为这个问题的大前提是：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拥有对钓鱼岛的主权，石原慎太郎也好、东京都也好、日本政府也好，都无权把属于别人的东西买来买去。美国在这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无论从地质构造来看还是从历史来看，都是台湾的附属岛屿。根据中、美、英三国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和1945年7月的《波茨坦公告》（同年8月苏联加入），钓鱼群岛应当与台湾、澎湖列岛一起归还中国。但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美国占领日本以后，在日本本土实施“间接统治”；而在1945年6月已经占领的冲绳，则实施了美国的直接军政统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也被美军划入其对冲绳的直接军政管辖之下。1953年12月25日美国冲绳民政府发布布告（第27号），称“根据1951年9月8日签署的对日和约”，有必要重新指定琉球列岛的地理界线，并将当时美国政府和琉球政府管辖的区域指定为：包括北纬24°、东经122°区域内各岛、小岛、环形礁、岩礁及领海。该布告单方面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划入美国及琉球政府管辖区域。1971年6月17日，日美签署的归还冲绳协定（《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日美协定》）中宣布的日本领土范围，与1953年美国民政府第27号布告完全相同。1972年5月15日，该协定生效。
　　从以上过程可以看出，二战后美国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冲绳一起纳入自己的军政管辖之下，本身就违反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1972年归还冲绳时，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与冲绳一并交给日本，同样没有国际法的依据。尽管美国一再表示，1972年交给日本的是钓鱼岛的施政权，不涉及主权；美国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立场，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今年9月4日希拉里·克林顿访华时也一再表示，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和平对话的方式来解决钓鱼岛问题。但是，不管美国口头上怎么说，1972年将钓鱼岛交给日本的行动本身，就是美国的立场，这个立场是很明确的。况且，2010年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发生的时候，美国也表示“钓鱼岛属于日美同盟的适用范围”。李寒梅教授分析，这次日本政府的钓鱼岛“国有化”本身，可能是日本政府的单方面行为，但它和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也是密切相关的，不排除这是美日遏制中国的一个环节的可能性。
　　如何走出困境？
　　日本政府一意孤行于9月11日将钓鱼岛“国有化”的行为，激化了中日两国的矛盾，且双方的摩擦也愈演愈烈。两国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是对两国未来发展能否顺利的巨大考验。
　　在李寒梅教授看来，一般来说，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不外乎三种解决途径：外交（包括经济）手段、搁置、战争。从第三种方式来说，武力解决肯定是最后的手段，对任何国家都是一样，因为争端双方都需要付出巨大代价。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选择这种解决方式。具体到钓鱼岛问题，除非日本主动挑战中国的底线，中国不会率先使用武力。从第二种方式来说，就目前钓鱼岛问题的事态而言，让日本政府收回已经做出的决定不太可能；中国政府对于日本的购岛行动则必须强力回应并且反制，因此，立即回到“搁置”的状态也不现实。从迄今为止中国政府的对应来看，还是以外交手段为主。美国东部时间9月13日，中国已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并提交给联合国。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期待联合国立即对此问题做出什么裁决，而是要让国际社会知道中国对于钓鱼岛主权的主张，并且要让国际社会承认，钓鱼岛属于领土争议地区，从而逼迫日本：不要再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不要单方面对钓鱼岛的现状进行任何改变；承认两国之间存在领土争端，老老实实回到谈判桌上来。
　　李寒梅教授认为，对于钓鱼岛问题的解决，第一，应该有长期博弈的准备。因为钓鱼岛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新问题。中日之间在邦交正常化之后，确实有“搁置争议”的默契，这次是日本先破坏了默契，并且不承认双方之间存在领土争议。但是，围绕钓鱼岛问题，中日双方恐怕从来就没有过共识。因此，可以认为，日本方面对于钓鱼岛的主张，从过去到现在，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上的变化，现在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必须有明确的目标，清晰的步骤；同时要多管齐下，不能指望用某种单一手段就能解决问题。同时，从今天东亚地区安全关系的现实来看，我们要做好军事的准备，但也不能期望短期内就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就算我们今天用武力拿回了钓鱼岛，中日之间围绕海洋资源、海洋权益的竞争也不会就此终止。可以预料，随着中国对钓鱼岛海监巡航及12海里执法走向常态化，中日之间摩擦、撞船甚至擦枪走火随时可能发生，我们必须做好长期应对紧张事态的准备。
　　第二，必须看到与日本之间博弈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中国外交是一盘棋，钓鱼岛只是棋盘上的一枚棋子，每步棋怎么走，必须通盘考虑。钓鱼岛问题不是中国外交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同时，今天已经不再是零和博弈的时代，能够只让对方受损而我方完全获益的方法是没有的，对于这一点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比如，经济上的反制措施是必要的，但是经济制裁是双刃剑，需要精心筹划和计算，也需着眼于长远的效果。像“抵制日货”这类民间行动，在理性的范围内可以理解，但是不能超越理性的界限。应该认识到，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简单的商品对商品贸易的时代，期待我们不去日本旅游、不买“日货”，日本就会崩溃，那是不现实的。最重要的是中国国内要团结，共同维护国家利益。我们不能在应对日本之前，先自己乱了自己，那只能是帮对方的忙。
　　无论此次争端会以何种方式解决，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我国政府与人民都会毫不犹豫、坚定不移的保护自己的领土，日本不应对中国的姿态进行怀疑，以及抱有侥幸的心理。李寒梅教授强调，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钓鱼岛的争端，战争对双方都没有好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必须做好长期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