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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古城开封铁塔脚下的河南大学学习工作了30个年头，1959年入校，1963年毕业，后留校工作，直至1988年调离，截至目前河大是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因此，河大不仅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为自己是“铁塔牌的河大人”感到光荣，感到自豪，我倍加珍惜这响当当的招牌。
　　“铁塔牌的河大人”是我内心深处的警示牌。几十年来，我在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时时处处拿它来警示自己：只能给它争光添彩，绝不能给它抹黑。
　　四年学习期间，虽然当时的校名是“开封师院”而不是“河南大学”，但我深知这开封师院的前身是历史悠久、人才济济、享誉中外的河南大学。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得好好学习，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河大人。当时虽然家境贫穷，生活拮据，但我却十分刻苦地学习，四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留校任教。
　　之后，我在母校工作了26年，先是在中文系教书，后到校部做双肩挑干部。教书，不敢怠慢，效果良好，深受学生欢迎；当干部之后，和教书时一样敬业。有一段时间，我曾身兼四职：校长助理、河南大学郑州分校校长、教务处处长、教务党支部书记。我尽力把各项工作做好，能为母校的建设和发展添砖加瓦是我一生的荣幸。
　　1988年初，我被调到河南师大任副校长。当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从此要离开我的母校了，留恋之情难以言表，顿时感到校园的一草一木都是那样的亲切，难舍难分。
　　踏进师大校门，我就暗暗提醒自己：我是从河大来的，一定把工作做好，决不能给河大丢人。先是任副校长三年，分管科研。这在有些人看来，可能是给我出了个大难题：一是我在河大的时候主要是抓教学工作，没有抓过科研，对此没有经验；二是师大的学科优势是理科，科研工作的重点在理科，想看看我怎么抓。分工一宣布，我就明确表态，欣然接受，很快就进入角色，阅读有关科研文件，找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到外校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熟悉了本校的科研工作，并且明确提出了工作思路和具体措施。功夫不负苦心人，师大的科研工作见成效了，不断得到上级的表扬和奖励。
　　1991年初，我被任命为河南师范大学校长，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在校党委的领导下，我团结校级班子的所有人，紧紧依靠全校师生员工，开拓进取，为师大赢得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时期。
　　1998年，我在离职报告中对这几年的工作讲了如下十个方面：一、立足学校实际，适应社会需求，初步确立了学校的整体发展思路和工作方针；二、优化专业结构，扩大办学规模，加强素质教育，进一步增强了学校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三、学位授权点，重点学科和重点实验室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四、巩固基础研究优势，加强应用开发研究，科研工作取得可喜成绩；五、校办产业稳步发展，校系创收逐年增加；六、充实完善《河南师大校园总体规划》加快教学区和家属区建设，使学校的基本建设走上了科学化规范化的道路；七、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师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八、稳步推进校内综合改革，努力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效益；九、加强对外交流工作，不断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十、重视附属单位建设，为师生提供满意服务。
　　在做好行政工作的同时，我从未离开过教学岗位，也从未中断科研工作。我给本科生上课，给硕士生上课，也挤时间著书写文章。
　　几十年来我在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以“河大人”来要求自己，我的座右铭是：“认认真真做事，干干净净做人，淡泊名利，随遇而安。”教书也好，搞科研也好，做管理工作也好，从不马马虎虎，敷衍了事。我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只有一个人，我们戏称其是“独生子女”。然而，我给她上课仍一丝不苟，这位研究生十分感动，最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顺利考上博士。我从不为个人的事情请客送礼，也从不接受别人的礼品。我曾坦然地对省委组织部的领导讲：“为我个人职务、职称的变动，没有人喝过我一杯酒，没有人抽过我一支烟。”这位领导说：“你的确敢说这话，我们都知道。”我把名利看得很淡，我早已具备教授的任职资格，但是我一让再让，把比我毕业晚的、比我年龄小的系主任们都评完之后，在有关领导的催促下，我才申报。省人事厅职称处的同志对我讲：“早等你来当高评委呢，你就是不申报正高，到现在才来。”
　　我这几十年物质生活虽不富裕，但精神生活却很充实，我没有愧对母校，没有愧对“铁塔牌的河大人”这响当当的招牌。
　　（王绍龄：1937年出生，河南嵩县人。1963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曾任河南大学教务处处长、校长助理、郑州分校校长，河南师范大学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