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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授业恩师李嘉言先生之家也。
　　和李嘉言先生家结缘，细细算起，有六十多个年头了。
　　1950年春末，我家从县前街迁回豆芽街一个胡同里的老宅子。豆芽街是河南大学西边的一条小街，在开封并不出名。当时，河南大学在豆芽街及其附近的街道购买、翻盖了一些老宅子，供教师居住。嘉言先生家就在豆芽街路北的一个院子里。这个院子向东斜对着我们的胡同。一街而居，成为街坊，算是一种缘分吧。后来，嘉言先生家几经迁移，又搬到河大西门外惠济河西岸的家属院。豆芽街在惠济河西侧，我家胡同向东斜对着的几家院子，就连着这个家属院。一河相连，比邻而居，又岂非缘分耶！
　　搬回自家的老宅子后，我便从开蒙的杏花园小学（鱼市口街北口路北）转到省立一小（后改名为北门大街小学，今已并入河大附中，小学不复存在）。说是转学，其实是从秋季开始，重新读小学一年级。在一小，恰和嘉言先生的长女李之舜同班，一直到六年级。这也便与李家再次结缘，对嘉言先生的认识也便从此开始。
　　嘉言先生为子女取名，以古代五位圣贤明君尧、舜、禹、汤、文的名字为序，颇显儒家风范。他对子女的教育很严，这从之舜身上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在一小读书的河大子弟不少，其中个别教授子女处处显出与众不同的种种优越感，而在之舜那里则看不到这些，也看不到女孩家常显露的骄、娇二气，给人的感觉就是从寻常百姓家出来的小学生。那时候，为了消除“男女界限”，班主任经常调换座位。大约四、五年级时，我和之舜成了同桌。有一次，老师让我和之舜，还有另外一位女同学组成“编辑部”，负责出一期墙报。我分工画报头、版式设计和版面美化，之舜她们负责编稿子。这种工作，通常是课外活动时在老师的办公室里进行的。看了一会儿稿子，那位女同学感到腻烦了，便鼓动之舜和她一起回家。之舜说：“我爸爸说，做任何事情都要认真，不能三心二意。”那位女同学说：“都像你爸爸那样，我们都成大教授了。”“‘教授’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但，他是干什么的呢？”回到家，我请教住在我们院的仵先生。仵先生是医学院图书馆的老师，他告诉我：“教授是大学里很有学问的老师，读过万卷书，也就是说，他读的书很多很多，掌握很多很多的知识。”那一年的暑假，我和仵先生的孙子跟着仵先生到图书馆去看书。面对那一架子一架子数也数不清的书，我惊呆了。我想，这些书，之舜的爸爸肯定是都读过的。我要向之舜的爸爸学习，读很多很多的书，做一个有很多很多学问的人。我在一排排书架间寻找着，最后选了一套《镜花缘》，用一个假期囫囵吞枣地翻看了一遍。
　　想不到，书里面有那么多好看的东西，那么多丰富的知识。此后，我不断地去借书读。越读，便越发崇拜之舜的爸爸。有天放学，我悄悄对之舜说：“天天从你家门口过，还没去过你家，还没见过你爸爸。”之舜慌忙说：“不行。我爸爸太忙太忙，我不想打扰他。”我央求说：“我又不和他说话，就看一眼。行吗？”之舜说：“好，看一眼就走，咱说好了。”这样，我跟着之舜进了他家的四合院。一进院子，看见嘉言先生一手拿着书，一手端个茶碗，正要往屋子里进，之舜叫了一声“爸”，就跑过去了。我则“吱溜”一下，逃也似地跑出了李家大门。
　　“手不释卷”是初见嘉言先生时的鲜明印象，也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一生都受其鞭策、受其激励的形象。
　　考入大学以后，一天，在七号楼前见到了之舜。六、七年没见，她已经出落成一个大姑娘了，个头、胖瘦、肤色都有些似她的爸爸嘉言先生。相互热情地问候之后，我急切地告诉她，如今，我已经是她爸爸李嘉言先生的学生了。她由衷地祝贺我，说：“你终于做了我爸爸的学生。”
　　之舜她们系的学生住在学校西南区域，而我们中文系则是住在东北区域铁塔的旁边。虽然彼此的教室和宿舍相距较远，但还时常碰面。见面时，相互说一些鼓励的话。那时候，我是年级《青春报》编辑部的，大二的时候又进了中文系《红旗报》编辑部。《红旗报》是中文系团总支、学生会主办的，在学校小有影响。每次“出版”，两块图文并茂的大板子往大礼堂前面一摆，便立刻招来许多系学生的“围观”。之舜可能也是“围观者”之一。有一次她说：“我看了你们这一期。”我笑着说：“请李编辑批评。”她说：“口号多了些，是不是有点儿太‘政治’了？”我打心里佩服之舜眼光的犀利。说实话，值班主编对近几期的内容管得比较具体，我们也只是觉得有几篇稿子份量有点儿轻，但说不出别的什么。之舜这么一讲，我明白了。但还不算是真的明白，后来才知道，那是“山雨欲来”喽！1966年初春的一天，我在十号楼与大礼堂之间的路上见到了她。当时，“文化革命”的风暴已经掀起，学校政治空气比较紧张，人人说话都是小心翼翼的，十分谨慎。之舜说：“听说十号楼门口那八个大字是你写的？”那八个大字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是当时从部队传到地方，流行全国的口号。因为我的字写得好一点，系领导让我在中文系上课的十号楼的大门口用油漆写上这八个字。此后，一直到工农兵学员来上课，十多年间，那八个字被描了又描，尽管有些走样，但还保留在十号楼门口。之舜问话的时候，语调淡淡的，听不出是赞美、欣赏还是别的什么意思。我如实回答说，那是受系领导指派写的，还解释说，那个“紧”字怎么也写不好。之舜说：“你在艺术方面是有专长，将来要当个书法家了。”我说：“我这一辈子当不了书法家，也不想当书法家。”说到这里，我压低了声音，字字清晰地说：“还是那句话，我要学你爸爸，做他那样的学者。”
　　十几年来，做嘉言先生那样有学问的人，一直是我的愿望。这主要是出于对学问渊博的嘉言先生的尊崇。嘉言先生在清华上学时，师从国学大师刘盼遂、陈寅恪、杨树达诸先生，毕业后，留作闻一多先生的助教，后又随闻一多、朱自清等在西南联大从事教学与研究，深得一多先生所倚重。当时，一多先生自家生活也很困难，但是，为了提高和改善嘉言先生的待遇，他多次专题上书梅贻琦校长。梅校长也很赏识这位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在西南联大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特别给予一定的照顾。嘉言先生还是全国著名的《楚辞》、唐诗研究专家，他的《全唐诗》整理意见受到国内外众多学者的积极关注。先生的这些简况，同学们早就从各种渠道获知并相互转告。因此，一入学，我就怀着崇敬的心情，期盼着嘉言先生授课。直到大二，才有幸聆听嘉言先生讲授《离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