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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东汉开始，随着会稽地区土著士族的逐步形成，东晋以降北方士族的逐步加盟和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会稽士族群体的不断发展壮大，会稽名士也随之陆续涌现。这些名士的出现，既不是个别的，也不是时断时续的，而是接连不断、成群结队的，形成了具有会稽地区特色，又独立于吴地的会稽名士群体。会稽名士作为群体性人才现象，从东汉、孙吴到南朝的五百余年间（25-581），按名士数量和特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西汉末年至孙吴时期
　　这一时期的会稽名士群，是在土著士族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土著士族实际上是在人口交流和文化碰撞中产生的，过程本身，便为名士群的形成创造了环境和条件。但相对而言，这时的宗族背景和势力，对名士成长的影响并不十分强烈。在名士群的构成中，仍然以来自不同宗族的士人为主，个别宗族独占名士群的现象，并不明显。换句话说，这时产生名士的社会基础比较广泛，对普通士人来说，进入名士群的机会还是很多的。虽然名士出身的族群比较分散，但就整体而言，一个名士群体已经形成。
　　这时会稽名士群的构成情况和表现出来的某些特征，在三国孙吴时山阴朱育与濮阳兴论会稽人才的对话中，有较全面而概括的反映。濮阳兴是孙亮太元年间（251-254）的会稽太守，初上任便向朱育了解会稽人才情况，朱育以当年会稽名士虞翻对太守王景兴的话作答，首先回答了会稽名士辈出的原因：“夫会稽上应牵牛之宿，下当少阳之位；东渐巨海，西通五湖，南畅无垠，北渚浙江……山有金木鸟兽之殷，水有鱼盐珠蚌之饶。海岳精液，善生俊异。是以忠臣继踵，孝子连闾，下及贤女，靡不育焉。”
　　然后一一列举了各类人物的情况，在讲到名士时他说：“（汉）中大夫山阴陈嚣，渔则化盗，居则让邻……太尉山阴郑（弘）公，清亮质直，不畏强御。鲁相山阴钟离意，禀殊特之姿，孝家忠朝，宰县相国，所在遗惠……有道山阴赵晔，徵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骆驿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摅人情之归极。交趾刺史上虞綦母俊，拔济一郡，让爵士之封。决曹掾上虞孟英，三世死义。主簿句章梁宏，功曹史余姚驷 ，主簿句章郑云，皆敦终始之义，引罪免居……扬州从事句章王修，委身授命，垂声来世。河内太守上虞魏少英，遭世屯蹇，忘家忧国，列在八俊，为世英彦……。”未及答完，王景兴接过话题说：“贵郡虽士人纷纭，於此足矣。”朱育陈述完虞翻所答，又向濮阳兴作了补充：“近者太守上虞陈业，洁身清行，志怀霜雪……其聪明大略，忠直謇谔，则侍御史余姚虞翻，偏将军乌伤骆统。其渊懿纯德，则太子少傅山阴阚泽，学通行茂，作帝师儒。其雄姿武毅，立功当世，则后将军（山阴）贺齐， 成绩著……其文章之士，立言粲盛，则御史中丞句章任奕、鄱阳太守章安虞翔……”虞翻所答，为东汉名士，朱育所补，则为孙吴名士，两人一答一补，基本反映了东汉至孙吴时期会稽名士群的大体风貌。
　　二、晋元帝至晋穆帝时期
　　东晋前期会稽地区出现的第二次名士高潮，与第一次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一是形成高潮的时间较短，从晋元帝到晋穆帝先后才四十年左右时间；二是名士在时空上比较集中，几乎是同时出现的群体；三是在名士的构成中，实现了土著士人与南下士人的空前融合。
　　形成这次人才高潮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土著士族的长期耕耘和辛勤培育，已经储备了培育人才的优良土壤，一旦播种，便有可能成群地茁壮成长。另一方面随着晋室南迁，大批北方士人中的精英，携手涌入会稽，为这方东汉以来已经得到开发的沃土，带来了无限生机。土著士人和南下士人在文化交流中互相学习、互相促进，使大批名士的出现，成为水到渠成的必然趋势。王羲之邀集41位名士举行兰亭会，就是例证。
　　晋穆帝永和九年（353），时在会稽内史任上的王羲之，邀集谢安等41人，在山阴兰亭进行流觞曲水活动。这既是一次文化交流，更是一次名士聚会，“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一觞一咏，畅叙幽情。与会雅集的都是当时名流，主要有三部分人组成。
　　一是以王羲之、谢安为首的南下名士及其亲属。他们当中，有王羲之的六个儿子、长孙及其他王氏族人，有出仕前寓居东山的谢安、谢万兄弟，有从祖辈南下定居山阴的庾友、庾蕴兄弟，有自幼相携过江的孙统、孙绰兄弟及绰子孙嗣，有时已定居会稽的王羲之妻弟郗昙等。
　　二是以孔氏、虞氏为代表的土著名士，如孔炽、虞说、虞谷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不少人的籍贯世系难以确定。但即使如此，当时的土著名门望族，如有“江东士林领袖”之称的山阴贺循，有“会稽三康”之称的孔愉（字敬康）、张茂（字伟康）、丁潭（字世康），有孙吴以来就著名的山阴孔、魏、虞、谢四大士族，他们子孙繁衍，名士辈出，参加兰亭盛会，不是没有可能。
　　三是以前或正在会稽任职的地方官吏。除会稽内史王羲之外，有山阴县令丘髦，余姚县令孙统，上虞县令华茂，以及郡功曹魏滂，郡五官佐谢绎，参军曹茂之，郡主簿任凝、后绵，行参军羊模等等，说明当时王羲之身边，确实集聚了一批国内闻名的名士。
　　当时的会稽名士盛况，在兰亭会中得到了证实，在游放山水中、在相会林下时同样得到了反映。这些既有“公才”，又有“公望”的名士，几乎青一色地“性爱山水”。他们常常结伴而行，三五成群，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诵属文，萧然自适。还在新昌沃州山禅院留下了十八名士与十八高僧相会林下的佳话。
　　三、晋哀帝至陈宣帝时期
　　会稽地区第三次名士高峰，出现在晋哀帝至陈宣帝时期（362-581），前后达200余年。这次名士高峰，仍以名士群体存在为主要特点，其持续时间比第二时期长，名士人数比第二时期多，但名士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总体上不及第一或第二个时期。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名士的本色正在逐渐淡化，而以入仕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士人越来越多，像处在第一、第二时期的贺纯、戴安道、谢敷那样的名士，则越来越少。东汉时的山阴贺纯，以“博及群艺”而受朝廷重视，但他“十辟公府，三举贤良方正，五徵博士，四公车徵，皆不就。”东晋时的戴安道，“性高洁，不乐当世，以琴书自娱”；山阴谢敷，“澄清寡欲，入太平山十余年，以母老，还南山若耶中。内中郗 表之，徵博士，不就。”这种极具名士本色的志趣，在东晋以后宋齐梁陈的名士身上，表现并不明显或突出，甚至看不到了。虽然他们博学，有才气，也很有名士风度，但多为世所用，在仕途上耗尽了才气。
　　二是产生这些名士的社会背景即宗族势力被强化了，差不多名士背后都有一股强大的宗族势力在支撑着。从这一意义上说，会稽名士群只有到这时，才称得上是士人与宗族的无缝对接。这些名士背后的宗族，通过政治上寻找靠山，经济上加强聚敛和采取崇教化、传家学、正门风等一系列措施，以提高族人的政治才能、道德品行、文化素养，使更多的士人能进入上流社会而成为名士。这方面山阴孔、王两门，是最有代表性的。
　　长住山阴的孔氏，既具有尚忠义、崇礼典、厉节操等江南士族共有的儒家风范，又有自己崇尚教化、爱好文学的独特家风。晋宋以降，孔氏素以博闻多识学风著称，在坚持“政事”与“文学”兼重的家学传统中，保持了孔氏一门数百年间名士辈出和政治上的长盛不衰。在《晋书》及宋齐梁陈等国史中记及山阴孔氏子孙的，就多达56人，其中单独列传28人。他们当中，从孔愉为会稽内史起，孔安国、孔季恭、孔山士、孔灵符、孔觊等，相继成为会稽内史或会稽太守。名士孔坦、孔严、孔汪、孔琳之、孔欣、孔休源、孔稚 、孔子祛、孔奂、孔灵产等皆有文名，著述多见《隋书·经籍志》。
　　与土著孔氏不同，南下的琅邪王氏，凭借对晋室南渡有功的政治资本和严格的家庭教育，定居会稽后，经过数十年苦心经营，宗族势力十分强大，以宗族为背景的人才不断涌现，有“东晋第一大族”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