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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铁椎”叔叔苏金伞到荆紫关之后，我家被安置在一个有二进院的前院东屋落脚。两间屋虽然挤点，但一家人总算有个容身之处。一天，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衣衫褴褛，脸色苍白，说话有气无力，就像好几天都未吃饭的样子。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大铁椎”叔叔苏金伞。早先，在开封时，他就是我家的常客。父亲为他盛上饭，他二话没说，端起碗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那副狼狈相，让人怎么也跟这位忠实的革命者联系不起来。年轻时，父亲和“大铁椎”就是莫逆之交。每每碰到为难之时，他总会想到我父亲。因此，他此次造访也就不足为怪了。
　　1928年，他因为搞“学运”被捕入狱，一年多之后方得以释放。这牢狱之灾的阴影笼罩着他，只不过生活越沉淀，认识就越深刻，在出狱四年之后，他写就了一首诗《出狱》（刊登在1934年的《现代》刊物上）。诗非常直白地揭露了那个黑暗的年代：狱内狱外是一样的灰暗、冷酷，同时也写出其切身感受———“没有一文钱的衣袋下，怀着一颗乞儿的心；昔日的骄傲于今变成踧踖了。”这首入木三分的诗，以其对这不公的世道的诅咒而风行一时。灵感，加快了他写诗的步伐。在此期间，他的诗歌作品大多发表在《现代》、《新诗》等刊物上。之后又辑成《无弦琴》和《地层下》两部诗集。这些以《出狱》为代表作的诗歌都深深地织进了他的身世之感，其中也渗透着家国之痛，继承了古诗忧国忧民的优良传统。
　　当时，他的诗歌得到了“创造社”的肯定，从而确定了他在中国诗歌界的地位。但是，光靠写诗是养活不了自己的。于是，他就请求老刘（即我父亲）为他找个混饭的地方。“老刘”是当年他为父亲起的绰号，其实，他俩当时都是20多岁的小伙子，父亲只比他大三岁。当年，他俩是篮球场上的好搭档———父亲打后卫，他打中锋。不过，他的体育长项是铁饼和铅球，加之标枪的投掷也成绩骄人，遂成为开封的“三铁”冠军，是体坛的风云人物。他长得黝黑，一副五大三粗的样子酷似古代义侠“大铁椎”的模样，为此，父亲为他取了个“大铁椎”的绰号；他也毫不含糊地还父亲一个绰号———老刘。一来父亲长得老相，二来父亲出自体育的老科班“东亚体专”。从此，那挥之不去的绰号跟了他俩一辈子。
　　当时，出狱后的苏金伞被传言为“赤色分子”（他被捕之前确实是共产党员），熟人大多敬而远之。但是，父亲凭自己的直觉，认为这只是谣言，是“墙倒众人推”的托辞。于是，父亲便上下打点，好不容易为他找到一份工作。可是，“大铁椎”叔叔有了“饭碗”之后，依然我行我素，不停地写诗。父亲告诫他，这样有风险，但都无济于事。后来，父亲才悟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他写诗不为衣食，而是心之所至，浑然是一种诗兴、一种趣味。
　　这次“大铁椎”叔叔突然出现在荆紫关，还是为了“饭碗”，为了有个栖身之处。父亲央求房东把过厅的东厢房让他暂住下。然后，又忙前忙后地为他找工作。那时，父亲已是河大元老级的人物，时任体育教研室的主任。他上下疏通，并向校方写了担保书，“大铁椎”叔叔终于在河大当上了体育教员。但是，他积习难改，除了工作，他依旧不停地写诗、练字。他那龙飞凤舞的行草，透露出诗人率直洒脱的性格。闲暇时，他常为他人书写横幅和对联，堪称一绝的是，他能用两只毛笔同时写出文字各异的对联。若非亲眼所见，别人一定是认为这是杜撰的。特别是春节期间，凡是来求春联的，他总是来者不拒。一时间，来求春联的乡亲们挤满他的小屋，斗室内洋溢着从未有过的欢乐祥和的气氛。那些爱听他讲故事的孩子纷纷跑来凑热闹，有的帮他裁纸，有的帮他研墨。一切准备就绪，就等他“粉墨登场”了！只见他拉开架势，那两只饱蘸墨汁的毛笔在他手里游刃有余。一会儿工夫，过厅里就摆满了一张张墨迹未干的春联，拿到春联的乡亲们一片欢腾。想不到，他这雕虫小技竟给闭塞的荆紫关带来别样的文化享受。
　　但是，好景不长。中原一带“抗日学潮”一浪高过一浪，河大也配合当局追查“学运”的幕后人。此时，“大铁椎”叔叔突然失踪了。一帮闻讯赶来的特务将其小屋翻了个底朝天，恨不得挖地三尺也要弄清真相，结果一无所获。父亲亦因“联保制”而受到牵连，多次被国民党党部传讯，终因没有抓住什么把柄而不了了之。
　　1945年，我家随河大迁徙至宝鸡石羊庙。一天，我偶尔翻开新发的国语课本，里面有首诗《卜浪鼓的声音》让我很感兴味。它把那走街串巷的小货郎沿街叫卖的形象写得生动而鲜活，作者是苏金伞。诗中所写的乡情让我感到格外亲切。回家后，我对父亲说了我读诗的感受。父亲坦然一笑地说：“傻孩子，这苏金伞就是你的‘大铁椎’叔叔，他不写故土风情那才怪呢！”至此，我才将“大铁椎”叔叔与苏金伞联系在一起。原来“大铁椎”是他在体育界的绰号，苏金伞是他发表诗所用的笔名，而他的真名叫苏鹤田。
　　穿越“文革”阴霾的1979年，迎来了历史的春天。在那年省政协的闭幕会上，坐在父亲身旁的一位老同志的一声“老刘”，唤醒了父亲久远的记忆：一晃20多年过去了，这“大铁椎”好像又从这世界上蒸发了一次。对面不敢相认的原因很简单，坎坷的岁月已洗尽韶华，如今白发苍苍的苏金伞已非当年的“大铁椎”了。他向父亲讲述了自己在1957年整风以及“文革”中的政治罹难，并为自己这“赤色分子”让父亲一再受牵连而深感遗憾。父亲一笑置之，因为那世道的艰辛与磨难毕竟只是黎明前的一抹黑暗。
　　1980年伊始，好事连连。一是童年挚友张一弓发表了他的成名作《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他第一时间便把《收获》寄给了我，扉页上写着“泉生指正”四个大字。既然要“指正”，不得不认真读一读。它给我的第一印象———一篇不可多得的反思小说。它写了一个共产党员李铜钟为救民众而舍生忘死的故事，深刻地反映了那个畸形年代的“左倾幼稚病”———浮夸风。李铜钟的形象让我激动不已，欲写一篇评论为老友鼓劲。而当年《梁园》的创刊号上发表了苏金伞的诗歌《寻找》，我读后愈发高兴。因为经历磨难的大铁椎叔叔又回来了，这是诗坛的一大幸事。我欲写篇散文以表达自己的欣喜之情。当我把尚未成熟的想法在电话里告诉张一弓之后，他回答说，先写苏老吧！我那篇小说目前尚有争议，缓一缓再写，以免惹出麻烦。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就先写了一篇散文《大铁椎逸事》，发表在《诗与散文》杂志1980年第六期上，总算了却了自己的一桩心愿。
　　提起诗歌《寻找》，我想多说几句。该诗发表之后，曾引起评论界的热评，并将其定位于“乡情诗”。在古诗词中表现乡情的诗并不鲜见：“有床前明月光”的乡思，有“断肠人在天涯”的乡情，有“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乡愁。这些乡情诗词多凸现一个“愁”字，古人笔下的意境太消沉，太伤感了！当年，苏金伞已是“日暮之年”，诗中却未见乡愁。尽管生活欺骗了他，但他对生活仍充满希冀，他满怀深情地笑对人生———把“悲苦化作笑声扬”。因此，他一反往常把《寻找》写成了一首优美动人的乡情诗。我捧着《寻找》爱不释手，读了又读，终于发现它蕴含着更丰富的诗意信息。
　　诗歌《寻找》是诗人在寻找其诗心可以栖居之地。该诗按时间顺序展开：到开封去，“寻找我的童年”、“寻找上学时代”、“寻找我坐过的监狱”……人在何处得以销魂，也就意味着其灵魂落在了何处。诗中再现了其知识启蒙和革命觉醒都是汴梁所赐予的。但是命运之神却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1928年，他因为在开封参与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1957年，他在开封被打成“右派”，饱尝了劳动改造之苦。他在开封度过了人生的“那一春”———求学的黄金时代，同时，也经历了人生的痛苦时期。诗人情系开封，其诗心自然与其在开封所经历的一桩桩尘封的往事融为一体了。由此可见，一个诗人情落何处，诗便落于何处；诗落之乡也是其魂落之乡，开封自然成了他诗心栖居之地了。
　　在《寻找》中，诗人诗意的栖居挽留住了诗人那颗受伤而又苏醒的心。诗中，有开封古朴的“大街”、“小巷”；有我上学时珍贵的“讲义”，有“被我踢破的皮球”。还有“在杨家湖南岸/我们曾一路走着一路接吻/湖里的星星被波纹挤到岸边/在我们脚下发出微声……”诗人对当年开封这一组意象的捕捉，将一切景语转换成情语。历历在目的还是当年“杨清潘浊”的湖面景象。历来，在龙亭风景区，杨家湖是其中主要景观之一，它以清清的湖水褒扬了杨家将的神武和忠贞。于是，杨家湖因《寻找》而优雅，又因优雅而美丽……如今，诗人虽已远去，但其诗魂仍在湖边游荡，就像那“湖里的星星”。因为只有在诗里跳动的心才是其真正的存在。《寻找》延续了诗人质朴而优美的诗风，一如既往地为生活的美好而歌唱，一如既往地为真、善、美而歌唱。
　　“大铁椎”叔叔是不幸的，而又是幸运的，因为他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为之庆幸。历尽坎坷和委屈的“大铁椎”叔叔始终没有放下手中那支挥洒自如的笔，依然不停地写诗。这，浑然是一种诗性、一种志趣、一种人性的操守。不管顺境或逆境，他一生都在写诗，写故土的诗、时代的诗、生命的诗，因为他坚信：诗，不仅能给人以美感，而且还能“教导你，安慰你，帮助你认识时代。”（苏金伞语）一提起父亲这位莫逆之交，总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在我心目中，“大铁椎”叔叔是个文武双全的人，是个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诗人。
　　著名作家谢冕说：“一切与记忆相连的都很伟大。”先辈们留在我记忆里的点点滴滴，平凡里透着伟大。在伴随河大流亡的人生路上，他们一路风尘，一路坎坷，一路播撒文化教育的种子，这难道还不够伟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