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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籍箕踞晋文王司马昭的故事，见南朝·宋·刘义庆 《世说新语·简傲》第1则：“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惟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说的虽是行走坐卧之事，却给人以无限的遐思。因为行走坐卧，自古至今都是社交场合的重要礼仪。《世说新语》此则即借助“坐”这一最普通、最常见而又最能显示人礼仪修养与情感志向的动作，白描式地刻画了晋文王司马昭和“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的形象与各自的品格，折射出“傲”、“敬”之于“礼”及对人的行为荣辱成败的理性光芒。
　　关于“坐”，古人以跪坐为礼，地上铺席，双腿跪于席上，臀部放在足部，上身挺直，两手置于膝上，目不斜视，神情端庄，晋文王司马昭“坐席严敬”即此之谓也，或曰“正襟危坐”是也。而阮籍“在坐”之“箕踞”，据《汉书·陆贾传》颜师古注：“谓伸其两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箕踞”是一种极为傲慢、极不雅观的坐姿，是一种极端无礼的社交行为。《礼记·檀弓下》中说，孔子的老朋友原壤是一个狂士，原壤的母亲去世时，孔子不仅给原壤送去安葬他母亲的棺木，而且亲自去帮助原壤料理丧事，可原壤却登上他母亲的棺木大声唱歌，孔子假装没听见。后来原壤又箕踞见孔子，这在《论语·宪问》有着极为戏剧性的记载：“原壤夷矣。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也就是说孔子的老朋友原壤“俟”孔子而以“夷”———据清代经学大师刘宝楠《论语正义》所论“夷”即箕踞———的无礼方式终于把一向以“文质彬彬”为君子风范著称的孔夫子激怒得火冒三丈大发脾气，而且不惜肢体冲突而动武，刺激得孔夫子如金庸《射雕英雄传》里的北丐洪七公抡起打狗棒怒笞西毒欧阳锋一般“以杖叩其胫”，狠狠地把狂傲不可一世的原壤教训了一番。据此而言《世说新语》此则，无论是晋文王司马昭的“坐席严敬”，还是阮籍的“箕踞”，都不过是坐一而情二，结果都应向孔夫子对待原壤那样，“以杖叩其胫”。
　　虽然晋文王司马昭道貌岸然，其实不过色厉内荏、装腔作势而已，而阮籍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目中无人，视权贵如草芥,固一世之雄哉。尽管如此，然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其“坐席严敬”而“拟于王者”之一个“拟”字，正活写出司马昭举止拘泥于礼之狡诈与虚伪；而阮籍“箕踞啸歌”而“酣放自若”的举止正昭示其举止不拘于礼的轻狂与傲慢。司马昭于礼是为“过”，阮籍于礼看似“不及”，实亦尤过，二者失礼的本质皆在于不知“过犹不及”之真谛，其内心皆自蔽自昧于“轻傲”与“不敬”，实际上都是道德之贼祟在作怪，都是可怜的自以为是，都是对魏晋风度的走火入魔，都不是货真价实的正人君子所当为。对于“礼”之“敬”，《荀子·君道》中说：“君子之于礼，敬而安之。”而在《荀子·议兵》中，荀子则将“礼”之“敬”升华到决定战争双方胜负成败的须臾不敢不敬的“五无圹”（“圹”同“旷”，意为懈怠、怠慢、疏忽）的战略战术高度：“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终始如一，夫是之谓大吉。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故敬胜怠则吉，怠胜敬则灭……敬谋无圹，敬事无圹，敬吏无圹，敬众无圹，敬敌无圹”，断言将帅若能“处之以恭敬无圹”，那么在战争中就可以达到“通于神明”的胜境。对于“傲”，一生仕途坎坷、命运多舛而对“轻傲”深有切肤之痛的明代大儒王阳明在总结自己人生成败而告诫后人的经验中，认为自己乃至大多数人的最大毛病是“傲”。而人之所以会患“傲”，正在于自我好高而不能忘己，因此他给过继子王正宪所写的力去“傲”字的扇面上说：“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为此，王阳明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诫他的学生必须 “除却轻傲”，因为轻傲是浮躁，是浅薄，是无知，是变态的自尊，是目中无人的妄自尊大。深知“谦者众善之基，傲者众恶之魁”的王阳明，有感于自己自蔽自昧皆因傲的多舛人生遭际，终于在其“知行合一”的“致良知”中发见了“知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的心学大法。
　　茫茫宇宙，芸芸众生，不知被“不敬”与“轻傲”二字葬送了多少英雄好汉与才子佳人，无论是在司马昭的灿烂辉煌里，还是在阮籍的狂放不羁中，都不难得出 “敬”与“傲”与否的人生片段的声、色、味与影来，且感染着你与我，彼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