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1936年7月，日军加紧侵略华北，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难日益深重，青岛也危如覆卵。这时的山东大学也是学潮不断，校长赵太侔也在学潮中被迫辞职，林济青代理校长。林是一个官僚气息比较重的人，游国恩同许多教授一样，感到难以共事，遂辞去山东大学教授一职，应聘武昌华中大学中文系教授。由于游国恩在山大任教期间，学识渊博，教学认真负责，循循善诱，深受学生欢迎。决定宣布后，学生纷纷来到游国恩家中挽留。见他去意已定，学生们送他一个银盾，上刻“教导有方”四字，又集体到火车站送行。就这样，游国恩怀着对学生们依依惜别的深情离开了青岛，离开了他工作了五年的山东大学。
　　闻一多是受游国恩的影响走上楚辞研究之路的。二人曾在国立武汉大学、国立山东大学和西南联大三度共事，在楚辞研究中互相切磋、互相启迪留下了一段学术佳话。1929年时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闻一多读到了游国恩的《楚辞概论》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游国恩在《楚辞》研究方面的学术造诣及成就评价很高。钦佩之余，便以文学院长身份向武大校方推荐了游国恩。游到校后担任中文系讲师，讲授中国文学史。由于闻一多对《楚辞》情有独钟，因此游国恩建议他也来研究《楚辞》。闻一多接受了建议，最终，二人都成为楚辞研究的大家。学界称闻一多在“五四”以后的《楚辞》研究史上具有开拓性的地位，游国恩则是现代楚辞研究的集大成者。
　　游国恩早期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影响最大的是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学术专著《楚辞概论》，陆侃如和郭沫若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陆侃如称：“这书最大的特点是把《楚辞》当作一个有机体，不但研究他本身，还研究他的来源和去路，这种历史的眼光，是前人所没有的。”因此，这是“有《楚辞》以来一部空前的著作”，就凭这一点，《楚辞概论》足称得上“继往开来，独树一帜”。鲁迅也非常重视游国恩在《楚辞概论》中的研究成果，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即把《楚辞概论》列为主要的参考书之一，其中的一些结论，即采自《楚辞概论》的有关考证。
　　1931年9月，游国恩再次应国立青岛大学（1932年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闻一多邀请，由武汉来到国立青岛大学任讲师，月薪300元。来校后，闻一多与游国恩比邻而居，且同住学校第八校舍 （今一多楼），闻一多住在楼上（月租七十元）；他住楼下（月租六十元）。从此，两人得以“早晚谈论《楚辞》、《诗经》”，有了更多把酒论文的机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2年夏天，闻一多到清华大学任教。此后至1936年，两人常有书信往来，探讨学问，并互寄文稿。
　　在青岛期间，游国恩为学生讲授了《中国文学史》、《楚辞》、《古代以降文》、《古代文艺故事》等课程。据臧克家先生回忆：“30年代初，我是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游先生教我们楚辞。他是著名的楚辞专家，毫无教授架子，对学生非常和善。他教课非常认真，谆谆善诱，我的毕业论文《井田考》就是在游先生的指导下完成的。时光如过客，———但游先生的形象，活生生就在眼前，念及往事，我的心胸为之温暖。”
　　在教课之余，游国恩坚持学术研究，撰写教材和专著。当时撰写的教材有《中国文学史纲要》卷三、卷四，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随着科举废除、西学东渐和借鉴西方的分科观念和文学概念以及西方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而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学史草创于20世纪初，而大量的研究工作应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才有的，所以对于游国恩这一代起于20年代的学者，文学史仍是一片前人未开发的园地。正因为此，游国恩的早期文学史稿既显示开拓性、开创性和个性化的特点，同时也反映出其所受“五四”新学术时代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影响。《纲要》提纲挈领地概述了我国三千年来文学的源流变迁；全书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即每一种文学的发生都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并对后世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
　　游国恩作为文学史家，在50年的教学生涯中，为学生开过20多门古典文学课程，而中国文学史又是他自始至终开设的一门课程。解放以前，教师为学生授课都是教师自己撰写教材，游国恩撰写了大量的讲稿，但很多已经遗失。幸运的是，他在武汉大学时期编写的 《中国文学史纲要》卷一、卷二，以及在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续写的卷三、卷四（三国文学、两晋文学、宋文学，前二者为油印本，后者为手写稿）保存下来，显得弥足珍贵。
　　游国恩在青岛开始了他毕生最大的工程《楚辞注疏长编》的编撰工作。游国恩之所以热爱屈原和屈原的作品，不仅是因为屈原在文学创作上有着伟大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屈原和他的作品所反映的高尚情操和感人肺腑的爱国主义精神。着手这项工程时正值日寇对我侵略，步步紧迫，华北局势危急之时，他又耳闻目睹日本浪人在青岛的种种暴行，极为愤慨。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又一味采取退让和投降的政策，游国恩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极欲借讲授《楚辞》激发人们的爱国热忱，奋起救国。
　　《楚辞注疏长编》编撰工作从1932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游国恩的晚年，可以说凝聚了毕生的心血和智慧。在山大期间，游国恩已编就《离骚》、《天问》各一卷，共三十余万言，其中辑录了东汉王逸以下的大量旧注，分条排列，未加表明自己观点的按语，油印成册，作为讲义，发给学生参考，希望日后再加以补充修订。同时，有关《九歌》、《九章》、《远游》、《九辩》的教材也已大体征具，准备日后以同样形式进行编纂。但由于时局等原因，一直未能继续。到了上世纪50年代，出版社曾一再希望将其中已成卷、有油印本的《离骚》、《天问》部分先行付印，待修订后再出新版，游国恩不同意这样做。他说：“一部书要编得毫无欠缺，当然不可能，但总要尽了最大的努力之后才能让它出版。这才对得起读者。”还说：“编一部书固然不容易，可是编成之后有差错，自己觉得惭愧，要想把书毁掉，那却是不可能的，所以著作一定要谨慎，要使它长久对人们有利，成为‘寿世之作’。”
　　1959年以后，游国恩得以抽出时间，组织人力对资料进行补充收集和核对，并考虑对某些按语作修改和深化。同时，计划续编《九歌》、《九章》和《招魂》部分，还计划有校勘、音韵方面的专书。这方面的资料工作到1965年也已准备就绪，文革爆发后这一工作被迫中断了。直到1980年、1982年，作为《楚辞注疏长编》的一部分，《离骚纂义》和《天问纂义》才由中华书局作为遗著分别出版发行，而游国恩已于1978年邃尔辞世，没有看到一生为之奋斗的《楚辞注疏长编》面世。治学严谨的游国恩，先后将两书磨砺了近50年才出版。对此，王力先生曾在悼念游先生的挽联中写道：“硕学自超群，桃李门墙盈九有；遗编应寿世，蕙蘅洲渚念三闾”，表达了这一浩大工程因游国恩先生辞世而“韦编三绝”的深切遗憾。
　　除此之外，游国恩在山大时期还撰写了《先秦文学》一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关于楚辞研究的成果汇为《读骚论微初集》，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包括专论9篇，细目凡22，均为对古今聚讼问题之定实。除《屈赋考源》作于武大时期外，其余8篇均为在青岛时所作。其中《离骚“后辛菹醢”解》曾发表于山东大学《文史丛刊》第1期，《论九歌山川之神》曾载于1936年《国闻周报》第13卷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