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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老师还是走了。带着对事业的 不舍，对家人的慈爱，对学生的关怀， 对亲友的依恋。杨老师走了。我们失 去了学术领路人、慈父、老师、好友， 悲痛难以言表。
　　一年多来，老师深受疾病的折 磨。这次老师住院后，我们都来到医 院为他加油，在心里为他祈祷，期盼 着他能闯过这一关。从每天探视的情 况看，病情似乎在好转。3 月23 日，我 还进到 ICU 病房探望老师。为了不 打扰他老人家休息，本想只轻轻上前 看一看，不喊醒他了。但是，我刚上 前，老师就睁开了眼，且呼吸明显急 促了起来，师母让他闭上眼他还是不 闭，一直看着我，显然有话要说。看着 老师当时的神态，我坚信老师一定能 好起来，下次见面时他一定会把这时 想说的话再说一遍。为了不影响老师 休息，我很快离开了病房。此后，探视 反馈的结果是越来越好，我们紧张的 心情也开始有些放松。可是，28 日早 上7 点45 分，小朱打电话来说老师 走了，我怎么也不相信。在赶往医院 的路上，心里一直在想：一定是听错 了。8 点20 分赶到医院，噩耗被证实， 自己心里一片茫然，已经完全不知所 措了。直到跪在老师的灵前喊着“老 师”，才感到一股剧痛刺上心头，禁不 住失声痛哭。如果知道是这样，那天 哪怕在病房再多呆半分钟也好啊。
　　我与老师初次相见在16 年前。 1996 年冬，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 会年会在湖南湘潭召开。我怀着对老 师的崇拜，忐忑地来到会场找老师， 向老师表达报考他的博士生的想法。 老师听完我的情况说明后，对我的想 法给予了积极的肯定并鼓励我认真 准备。老师平易近人、提携后进的态 度不但打消了我的顾虑，而且极大地 鼓舞了我的信心。1997 年，我如愿来 到北京，拜在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 位。从此一直在老师身边学习、工作、 生活，受到老师悉心的指导和全面的 关怀。
　　我是受老师恩惠最多的学生之 一。这几天，16 年来与老师交往的点 点滴滴，在我的脑海里反复放映着。 一切都是那么真切，犹若发生在昨 天：在课堂上，在旅途中，在学术会 场，在老师的家里；在欢笑、在发言、 在争论、在总结……无法相信老师已 经离我们而去。
　　老师是我的学术领路人。我考上 博士生后，老师为我量身定做了学术 发展规划。随着学习的进展，我对老 师的学术精神、学术兴趣和学术观点 有了更深的理解与认同，最终完全溶 入了老师的学术世界。从研究方向的 选择到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确定，再 到博士毕业后研究领域的确立，无不 体现着老师的学术光辉。尤其是留校 任教后一直在做的民事强制执行立 法与理论研究，更是在老师的直接引 领和指导下进行的。16 年过去，尽管 自己尚未取得老师期待的成绩，但我 从不反悔自己的选择，并且始终认为 自己从事的工作充满乐趣，这些都是 老师悉心指导的结果。可以说，没有 老师，就没有我现在的学术道路。
　　在生活中，老师如慈父般关怀着 我和我的家庭。老师在学术上是泰 斗，在生活上则是慈父。他对我们的关 心十分细致、周到，用“无微不至”来描 述，一点都不为过。博士毕业时，老师 为我找工作指点迷津，并为我留校任 教奔走协调。留校后，老师和师母给我 送了一整套的炊具，连碗筷都备齐了。 2005 年，我从昌平搬到城里，他和师 母又亲自来到我家，察看我们买的房 子并送上日用品，令我们全家十分感 动。真可谓“不是父母，胜似父母”。16 年来，老师对我如此关心，我却无以 回报。老师患病以后，我就经常自责： 既不能在老师身边照顾他，更不能为 他分担一点点痛苦，太惭愧了。
　　老师是一个执着的人。老师经常 说他这一辈子只在一个地方干了一 件事，那就是在政法大学从事民事程 序法教学工作。这话既是玩笑，也是 事实，更集中体现了老师的执着精 神。可以说，老师的执着，无处不在。 他为推动我国民事强制执行单独立 法所做的不懈努力就是例证之一。早 在1991 年修订民事诉讼法之时，老 师就提出应当将执行程序独立出来， 制定单位的民事强制行法。2000 年9 月，老师亲任组长成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执行法（专家建议稿）》起草 小组，开始从立法技术上推动民事强 制执行单独立法。承蒙老师厚爱，我 也有幸成为课题组的一员。12 年来， 专家建议稿大修大改了20 余次，小 修小改的次数无法统计，条文数量从 最初的176 条增加到目前的366 条。 为了确保建议稿符合国情、能够满足 司法实践的需要，老师带领课题组先 后到广东、山东、陕西、北京、吉林、福 建、江西等地听取意见；为了有效借 鉴民事执行立法的国际经验，老师又 不顾年迈先后率领课题组赴法国、德 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英国、俄罗 斯、日本、韩国等进行考察。尽管一直 有反对或者不同意单独立法的声音， 但老师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目 前民事强制执行单独立法也已基本 形成共识并有望付诸实施，民事执行 理论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全国性的 民事强制执行学术研究团体———中 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已于 2010 年4 月18 日成立，该研究会成 立后就举行了两届有影响力的“中国 执行论坛”，进一步推动民事强制执 行单独立法工作。所有这些既说明老 师是多么富有远见，又说明老师的执 着是多么有价值。老师这次住院后， 进了 ICU 病房还要求出院回家看博 士论文、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留 给家人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回家看 论文”，再一次诠释了老师对事业的 执着追求和强烈责任心。
　　老师也是一个坚强的人。2001 年 老师带领我们赴欧洲考察民事强制 执行立法工作。由于在国内劳累过 度，加之旅程太长，到达荷兰时，老师 的“美尼尔”犯了，被急救送到了医 院。但是，仅仅半天后，老师以不能耽 误原已安排的考察行程为由，坚持要 求出院。医院和我们都拗不过他，只 好同意了。就这样，老师抱病完成了 剩余的考察工作。在2010 年底，老师 的身体其实已经出现症状：接电话时 咳嗽不断。但他依然坚持工作：写著 作、看论文、参与立法论证、主持课题 研究，一刻也没有空闲。2011 年12 月 中旬，在病情已经十分严重的情况 下，老师还给我布置了一篇题为“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事程序法律部 门的形成”的论文，并对该文亲笔进 行了修改。老师在这次住院前看完了 一篇数十万字的博士学位论文，并提 出了修改意见，老师坚强的意志，是 常人难以想象的。可以说，老师是实 实在在地工作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老师是一个大度的人。尽管老师 是学术泰斗，但他从不强迫我们接受 他的观点，而是鼓励我们提出不同意 见，更不会因为我们不同意他的意见 而不快。例如，老师认为，在民事强制 执行程序中，执行当事人的变更与追 加涉及案外人的实体权利，应当通过 诉讼程序解决，而我认为强制执行权 自身具有裁判性，可以由执行机构直 接裁定而不必通过诉讼程序解决。为 此，我经常与老师争论，他不但不生 气，而且建议我进行详细论证，直到 说服他为止。又如，2011 年年底，老师 让我写一篇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事程序法律问题的形成”的文章。 写完后，我交给他审阅。尽管此时老 师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但他还是仔 细修改了全文，并在给我的便条中写 了这样一句话：“我提了点看法，仅供 参考。不妥再改回来。”老师的谦虚和 大度，令人感佩和动容！
　　在老师身边学习、工作和生活了 16 年，老师的学术、人格和精神深深 地影响了我的世界，我心里充满了对 老师的感激。3 月28 日，我指导的一 名已经毕业参加工作的研究生给我 发来了一条短信：“惊闻杨荣馨老师 逝世，特致以哀悼！作为您的学生，我 深深地感受到您和杨老师之间深厚 的师生情谊，也希望您节哀！”看完这 条短信，我又一次泪流满面。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老师于 我，实实在在是“亦师亦父”。现在，师 父走了，只留下我深深的怀念！
　　愿师父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