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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在东亚大陆特殊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环境下孕育生成的古代文明，其基本特质之一乃为注重礼治。据统计，除了各代礼书外，自史迁为了“纪朝章国典”的需要而于《史记》中创设《礼书》始，二十四史中除《三国志》《梁书》《陈书》《齐书》《周书》《北史》《南史》《新五代史》外，皆有礼乐志、礼仪志等礼志。正史以外，典制体的“十通”和历代会典等均辟有礼制专卷，详细记录了各代礼制及其沿革。缘此，无论是从文献资料的丰富程度，抑或是历代典制中的角色构成，世人谓中国为礼仪之邦实非虚语。
历代礼书、正史之礼志与典制体史书中礼典编纂的主要原则乃宗于儒家经典《三礼》——《仪礼》《周礼》《礼记》。无论是正史的礼志序，还是礼仪的具体仪节，均以《三礼》作为解释的准则，其内容亦多以《三礼》中吉、凶、军、宾、嘉的五礼作为主要撰述架构。源于虞夏商周礼治实践，复由周公制礼作乐，经先秦儒家改造、阐扬和编纂而成的《三礼》相关精神主旨，亦以上述形式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命脉之中。自孔子以来，中国成功应对各种形式的外来文化冲击所积累的经验表明，全球化只是民族性的统一和集中，在西方文化主导下的全球化背景下失去民族性主体的国家与民族等于自绝文化生路。
《三礼》中蕴含的礼教思想确有体现中国人所特有的文化价值观。所谓礼教，在上古官师一体和政教为一的时代，既可指贵族个人的修养，亦可指国家政治中的礼制规范和道德伦理。它通过一定程式的礼仪和相当数量的礼器加以体现，并以内在精神之礼义为旨归，故《礼记·郊特牲》谓：“礼之所尊，尊其义也。”作为民族文化本原传统的主要载体——《三礼》礼仪的繁文缛节虽可随时而迁，但其礼义则蕴含永恒价值。概括而言，其礼之精义主要有三。其一，礼为“人禽之辨”的界标。礼为人道之始，是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的体现。有礼，才能将人与只具生物性本能的动物区别开来。无礼，则人无别于禽兽，由于内在精神自觉度不够从而不配为人。其二，礼为“华夷之辨”族群认同的界标。中国与四方夷狄区别开来，即因为各种礼仪制度、风俗习惯等不同的缘故。唐韩愈撰《原道》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是则华夷之间的区别不在血缘种族，而在于礼俗等文化传统的差异。其三，礼为文明社会的界标。《三礼》通过五礼的具体制度仪节，确立社会成员的等级名分，从而使社会等级秩序得以建立，这是国家产生后文明社会区别野蛮社会的重要标识。又《礼记·乐记》曰：“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礼由外作，乐由心生，外在制度的约束和内心情感的自觉呼应通过礼乐的配合，使得社会秩序得以良序运转，整个社会亦日益文明化。
古代礼教实现的途径亦颇有值得现代社会注意之处。其实现途径之一为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中智育乃以礼乐为主的德育为前提。《周礼·保氏》载：“养国子以道：教之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礼乐本属道德教化范畴，六艺以礼乐为首，可见礼乐的重要。《礼记·经解》也记载有类似的表述：“朝觐之礼，所以明君臣之义也。聘问之礼，所以使诸侯相尊敬也。丧祭之礼，所以明臣子之恩也。乡饮酒之礼，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昏姻之礼，所以明男女之别也。”古代礼教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而且还是贯彻生命始终的全方位社会教育。如《周礼·大司徒》载：“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则民不虣；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九曰以度教节，则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十有一曰以贤制爵，则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则民兴功。”是则十二教以礼乐制度为主要内容，以道德教化形式规范约束古代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此外，政教合一的德育体制还注重贵族榜样的教化功能，通过榜样风行草偃式的上层教化和上行下效的下层模仿，将整个社会中的个体生命范铸在典范道德模式之下，以此为政治理念构建各方面关系协调的古代社会。礼书中诸如“仪”、“式”、“型”、“法”、“效”、“则”等强调君主榜样对社会民众示范作用的词汇随处可见，即为例证。
毋庸置疑，《三礼》中蕴含的相关礼教思想资源，时至今日仍不失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有益参照。在工具理性张扬而人文精神缺失的世风下，高校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和文化的引领者，应责无旁贷地继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像古代典范道德教育那样，以身作则，躬体力行，自觉树立起人格表率和道德典范的君子品格，这应当是古代礼教留给我们的重要启示之一。
 （作者为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