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作为研究传统文化的著名学者，您对近代中国的“文化自戕”心态如何看待？
彭林教授：近代以前，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是不怀疑的。鸦片战争以后，我们被西方的炮舰打得一败涂地，国家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于是国人开始反思原因到底何在？当时中国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将此归咎于传统文化，认为我们被西方侵略、欺侮，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造成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没有道理。大家想想：印度有儒家文化吗？阿拉伯世界有儒家文化吗？非洲有儒家文化吗？没有。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也被侵略了？这是因为世界上存在一个帝国主义阵营，不管你有没有儒家文化，它都是要打你的。不去谴责帝国主义，却完全归罪于儒家文化，这说不通。钱穆先生认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是该民族的存亡之根，所以对它要有温情和敬意。失去了本位文化，一味追随西方文化，其文化实际上只能是次殖民地文化。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承传与累积的过程，就像一个人的成长，都会经历童年、青少年、成年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童年时代尽管幼稚，甚至有不少错误，但我们能一味咒骂它、斩断它吗？所以，近代中国的“文化自戕”是一个非常偏激、非常有害的文化历程，其负面影响至今还在。不彻底清除它们，我们的民族就不能真正抬起头、挺起胸。
记者：当前，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使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挑战，大学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应扮演什么角色？
彭林教授：1925年，原本是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大学创办学部，同时开设了著名的“国学研究院”。时任校长明确表示，清华的这一变革，旨在“谋教育之自动”，改变抄袭欧美教育模式的局面；开设国学研究院的目的，则是要找到中国的国魂，因为民族精神是不能从西方引进的，一定是要从自己文化里生长出来的。在国家存亡之秋，清华大学表现出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当今，传统文化依然需要大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来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为什么能绵延五千年而不断裂？是由于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的担当。佛教在东汉传入我国后很快风靡，到魏晋南北朝时已对中国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到唐朝，我们的文化面临着更严重的危机。当时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要么做诗词歌赋搏取功名，要么遁入山林面壁、追求个人的长生，而不关心国家、文化发展。只有韩愈固守中国文化的道统，一辈子做老师传道、授业、解惑。他这种文化立场影响了整个宋代，所以宋代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关心中国文化的传承。
今天，随着科技发展等原因，国家与国家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中华文化流失得非常严重，并呈现出加速度的态势。国人的衣食住行、思维方式，大有全盘西化之势。文化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是此民族区别于彼民族的根本标志，是回答“我是谁”这一问题的主要依据。一个民族的本位文化一旦流失殆尽，就是一盘散沙，名存而实亡。这一点，顾炎武、章太炎等都有论述。所以，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定要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文化。大学的知识分子是整个社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理应比其他人更多地懂得传统文化对民族存亡的重要性，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学习传统文化，传播传统文化。
记者：青年学生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等原因，往往是传统文化缺失较为严重的群体。对此，我们的大学教育应如何才能有所作为？
彭林教授：我觉得现在大学教育最缺失的有两点，一个是人格教育，另一个是文化传承。当年梁启超应清华学生会之请，作了一个题为“君子”的讲演。梁先生指出，欧美教育的主旨，是要培养有人格的公民，这正是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的教育理念，中国人把人格高尚的人称为“君子”。如今，从小学到大学，我们最为缺失的是人格教育，我们的大学几乎成了职业教育机构。人格普遍缺失，是造成社会各种乱象的根本原因。文化传承方面也有很多问题，主要倾向是崇洋媚外，言必称美国，对于民族文化则处处隔膜，这种状况亟待扭转。我们需要培养千千万万具有文化自尊和文化自觉的大学生，惟有如此，我们的文化才不致中断，我们的民族才不会迷失。
记者：大学必须植根于本国的文化土壤，您认为中国的大学应具有怎样的文化特质和大学精神？
彭林教授：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所以大学里有神学解决人的灵魂问题。中国不是宗教国家，我们自古以道德立国，相信天地之间有正气，有公道、天理，人有良知，人的灵魂要靠自己来管理，而且可以管好，这是中国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的关键点。因此，在发展现代大学的过程中应该考虑到我们的国情，从传统文化中发掘解决精神问题的办法。遗憾的是，近代中国大学的发展几乎是在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声浪中进行的。于是，在大学生群体中就出现了狭隘、自私，没有天下观念，没有道德关怀的现象。
心是一身之主，是指导人的行为的。但是，不少人是“心不在焉”，心就像放鸽子一样，跑了。所以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学问的根本目的在于将放逸、迷不知返的人心找回来。我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变成宗教国家，要么从传统中找回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前者，大家都不会同意。就像梁启超讲的，大学教育要注重人格的养成，大学生要有人文关怀。没有这两点，我们的经济发展走不远，社会也不能长治久安，大学的社会作用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应该渗透在大学精神之中。
记者：东北师大是培养未来教师的学府，您对我们学生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有何建议？
彭林教授：启功先生对“师范”有一个解释——学高为师，身正为范。作为未来的教师，首先要努力学习，不努力学习怎么会有学问呢？没有学问怎么去做教师？教师这个职业，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学问去影响社会的职业。“身正为范”，教师不但要有学识，而且是修身的典范，言行举止足以为人师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教师第一位的任务不是“授业、解惑”，而是“传道”。这就要求教师具有良好的德性。古人常说“学师易得，人师难求”。所谓“学师”，就是只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师。所谓“人师”，是指不仅学识超群，而且具有人格魅力，能影响学生人生的老师。我希望东北师大的同学修德进业，人人成为“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