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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6年入我校中文系读书，当时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蒋锡金先生是我校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主任。虽然平时与先生接触的机会不多，但先生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随和，没有一点大学者的架子。
一次，听说先生要作一个关于美学方面的讲座，出于对先生的仰慕，我特意参加了那次讲座。讲座中，我仔细观察先生，身材消瘦，个子不算高，戴着黑框的眼镜，穿着鲁迅式的灰色长褂子，简朴而又不失风度，很有老学究的气派。讲座中，先生十分投入，在讲到关键处时，还忍不住吸口烟，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完全沉浸在美学的世界里。先生学识渊博，旁征博引，侃侃而谈，不时在黑板上挥洒下几个关键词，之前准备的讲稿完全没用上，一直放在讲台上，从头到尾都没有翻开过。那场讲座先生足足讲了两个多小时，虽然现场“挤满”前来听讲座的学生，但一直很安静，大家都静静地聆听，甚至能听清彼此的呼吸声。因为来听讲座的人很多，偌大的教室中还有很多学生一直是站着听完讲座的。讲座结束后，仍有很多人围着先生探讨学术问题。
1957年，先生被打成“右派”。从原来的文艺理论教研室调到写作教研室工作，主要负责批改学生的作文。当时，由于写作教研室人手不足，我被临时调到那里，有幸与先生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期间，我发现先生不仅做学问认真，批改学生的作文也是一样一丝不苟。虽然需要批改作文的量很大，但先生在批改作文时看得很仔细，有时写的评语比作文还长，那股认真劲儿，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1974年，先生只身一人从插队落户的通榆县回到学校参加鲁迅作品教学研究工作。从那时起，我与先生的接触慢慢多了起来。当时先生一个人住在学校的青年二舍，平时总是不停地写材料或看书，常常忘记休息时间。一天下午两三点，我去宿舍看望先生。先生的宿舍不大，和现在的学生宿舍差不多，设施也很简单，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就只有桌子上凌乱摆放的书籍材料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先生当时正在奋笔疾书，我顺口问了句：“先生，吃饭没有呢？”先生顿了顿，摇摇头说：“呦，都到中午了！忘了吃饭这回事了，哈哈。”先生常常这样，为了搞研究忘了吃饭，而且先生的饭量很小，从食堂买回的一餐有时可以吃上一整天。
因为我也承担鲁迅作品教学研究工作，所以时常有相关的学术问题去请教先生。先生那时已是年逾花甲，但无论我何时去请教他，他总是耐心细致地对我提出的问题予以解答。先生常说：“现在趁着还有精力，就好好发挥我的余热吧。”鲁迅先生撰写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等文章，大都是文言文，文章中还包含着深厚的中外文化内涵，理解起来比较困难。于是，我们教研室的青年教师就请先生每周为我们讲一次课。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亲手刻制钢板，油印讲稿发给我们，先生详细、认真、切实的讲解，给了我们青年教师教学科研帮助很大。
1977年，北京鲁迅研究室开始着手鲁迅作品重新注释工作。时任北京鲁迅研究室主任、原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何林，邀请先生等资深专家参加相关的注释工作。关于鲁迅作品，先生最早提出了“鲁迅杂文应该从诗的角度研究”这一创见，对研究鲁迅杂文工作有很大的启示。在由研究专家张梦阳编写的《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等中，收录了先生撰写的多篇文章。而且，因为先生在上海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上海的文化、民俗生活比较了解。因而对鲁迅作品中的一些人和事也较为熟知。先生还与鲁迅先生夫人许广平有过多次交往。这些经历对鲁迅先生作品的重新注释工作帮助很大。
早年，先生研究过楚辞、民间文学、外国文学作品等，有人笑称他是“杂家”。其实，我认为这正是先生学识渊博和爱好广泛的表现。到了晚年，还有很多学者和学生向他请教问题，先生都热情接待，有求必应，甚至把自己珍藏的有关书籍和资料借给他们，且从不催还。2000年之后，先生身体不太好，多次住院治疗。虽然长期卧床，但只要有精神，先生每天仍坚持看书，还用红色、蓝色等不同颜色的笔，在书中画画写写，对有价值的语句标注好记号，在书中的空白处写上自己的观点。翻开先生床边的一本书，如果是先生看过了的，这本书一定是用各种颜色的笔画得密密麻麻的。虽然已是耄耋之年，但问起他读过的书的内容，先生仍侃侃而谈，完全忘了自己是个病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这是先生一生的高贵品质。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远去，精神长存……
（作者为文学院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