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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是我校“十 一五”及“十二五”省级强化重点建设的人文 社科研究基地，中心的发展始于2001 年，其 间已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型，目前国家文化大 繁荣的大趋势和以东亚地区为主的域外汉 文典籍的大量出版，为中心学术方向的调整 和定位带来了新的机遇，值得我们认真思 考。
　　早在2001 年，我校本着打破院系、学科 壁垒，整合全校人文社科研究力量的思路， 成立了青岛大学校级文科研究基地———跨 文化研究中心。2001 年至2006 年是该中心 的草创期，主要通过立项的方式完成了以下 工作：经中心项目培育，获批省部级以上项 目18 个，其中国家社科基金课题7 项，教育 部项目5 项，山东省社科项目6 项；获省级 社科优秀成果奖14 项，其中一等奖3 项（1 项为第三），二等奖4 项，三等奖8 项；获教 育厅和青岛市奖励20 余项，其中一等奖6 项；出版专著近40 部，发表论文220 余篇； 与境外学者初步建立了良好的学术交流和 合作关系，形成了一支精干的队伍，并具备 了一定的综合优势和特色。
　　但是，经过五年的发展，我们发现跨文 化的范围太大，不易凝集队伍，形成鲜明的 特色。经过反复论证，考虑到青岛与日本、韩 国邻近，而我校与日本、韩国高校的交流也 较为密切、频繁，最后决定将“跨文化研究” 改为“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把研究重心放 在东亚这一区域。因此，2006 年申报山东省 “十一五”人文社科研究基地时，即根据这一 新思路，重新整合队伍，确定研究方向，将中 心定名为“东亚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由于 有了6 年的探索和准备，该中心得到山东省 评审专家的高度认可，被批准为山东省强化 重点建设的11 个人文社科研究基地之一， 也是唯一的文学类研究基地。
　　经过“十一五”的建设，中心圆满完成了 “十一五”的各项指标，于2010 年后半年，顺 利通过期终验收，并于2011 年7 月再次获 批为山东省“十二五”强化重点建设人文社 会科学研究基地（全省20 个）。当我们着手 制定新的五年规划之际，适逢党的十七届六 中全会召开。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 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在此前 后出台的一系列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 文件，其核心都指向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 标，与国家以往关于文化与哲学社会科学的 政策颇为不同的是，这一系列的新举措，可 以说都是在经济持续繁荣，综合国力全面增 强的前提下，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来 的，是从国家层面对文化发展的全新认识， 也标志着中华文化在国家意识领域的自觉。
　　另一方面，近年来域外汉文典籍纷纷面 世，这也给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全新 的机遇。早在1925 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在题 为《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的演 讲中就说过：“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 见。”他认为“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 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 则今之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 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 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其 中所讲到的20 世纪的四种新发现，即甲骨 卜辞、汉晋简书、敦煌遗书、内阁大库书，其 规模都远远超过孔壁和汲冢的两次发现。因 此他断定，“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 所出。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书籍，于学术 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 之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时至今 日，王国维提到的四种新材料，都带来了中 国学术的大兴盛，尤以甲骨卜辞、敦煌遗书、 简帛文献最为突出，实为二十世纪发现的最 重要的三种新材料。而简帛文献，继当时的 西域简书之后，数十年来不断有新发现，著 名的如1930 年，西北地区发现的“居延汉 简”；1972 年，山东临沂银雀山两座汉墓中 出土的汉代竹简；1972—1974 年，湖南长沙 马王堆出土的大量简帛；1993 年下半年出 土的郭店楚简；1994 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 购回的一批竹简（共1200 余枚，内容涉及儒 家、道家、兵家及杂家等，共80 种古籍）等 等。这三种新材料不仅全面影响了中国学术 的发展，甲骨学、敦煌学、简帛学也早已成为 国际显学。
　　与之相比，近年来大量整理出版的域 外汉集（用汉字写成，以东亚地区数量最 多），可说是近百年来第四种大批量的新材 料。仅以韩国为例，就有韩国景仁文化社出 版的《韩国历代文集丛书》（3000 册）、《韩 国文集丛刊》（365 册）；韩国东国大学校出 版社2001 年出版的《燕行录全集》（100 册）。其数量之庞大，内容之丰富，都是非常 惊人的。近几年，国内也正在掀起出版域外 汉集的热潮，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和人 民出版社联合出版《域外珍本汉集文库》 （第一辑2009 年、第二辑2011 年）、复旦大 学出版社出版的《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 （越南所藏编）》（2010 年）、《韩国汉文燕行 文献选编》（2011 年）、《域外汉文小说大 系·越南汉文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其中的《朝鲜汉文小说集成》、《日本 汉文小说集成》和《传教士汉文小说及其 它》将陆续面世，近期即将出版的还有《韩 国诗话全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出）等。这 些典籍，绝大多数是国内学者首次接触，对 传统的学术研究将产生全方位的影响，必 将带来又一次新的学术繁荣。
　　文化大繁荣的国策与域外汉集的涌现， 可谓风云际会，千载难遇。以新出版的东亚 汉集为重点，强化现有研究方向，在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及建设文化强国的大背景下，思 考我们在”十二五“期间的目标和任务，在两 大现实前提的交汇点上，进行学术定位和转 型，就不仅是我们进一步形成学术特色的关 键，也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