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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490年，越王句践“臣吴至归越”，大臣范蠡劝谏：“今大王欲国树都，并敌国之境，不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将焉立霸王之业”。此后，句践、范蠡君臣两人先后筑立小城、大城，由此奠定了越国复兴大业的基石，更是掀开了绍兴城市发展的第一页。君臣二人为何决定在这块沼泽四布、渺无人烟的新成陆地上规划新都市？光用“平易”、“四达”两个特质来回答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我们不妨放宽视野，试着用现代地理学中城市区位选择诸因素去考察越都句践大、小城的城址选择问题，则不仅能理出一丝线索，不禁更会被先人的先智所折服。
　　现代地理学认为早期城市起源主要受自然因素影响，包括地形、气候、水源、土壤等；工业革命后城市起源主要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包括交通、政策、市场、资源、劳动力、科技等；还有一些因素导致一些特殊功能城市的产生，如宗教、旅游、军事等。当然，更多时候，这些细分因素之间可以是相互作用、互为交杂的，可以在某一个特定城市的起源中共同表现出来。如地形影响交通状况，水文地貌影响军事防御功能等。句践大、小城城址的选择正是诸多因素共同影响、作用的结果。
　　地形———“平易之都”。现代城市区位选择理论认为河流中下流平原、河口三角洲、山麓冲积扇等地形因地势平坦便于居住和耕作是早期城市的主要产生地。当时，宁绍平原已基本成陆，虽不时受潮汐侵扰，但古越人已创造性地学会在海岸筑塘，溪河建坝，通过拦咸蓄淡，基本上已使这块广袤的平原保证了居住的安全和生产的可能。可以想见，平坦广阔的平原对于常年散居于丘陵山地的越人来讲吸引力有很大。加之现在普遍认为的越大城是将九座孤丘筑土串联而成，这也符合春秋时期以《管子》为代表的“上勿远水，下勿近水”的筑城思想。从另一层面上说，依赖九山筑城也是越人生活习性的一种遗留和对于平原生活的过渡。这一“平易”的城址地域，北借后海天堑，南倚南山丘陵，坐北朝南，背山面海，东、西两江夹带，俨然是一块天造的独立地理小单元，平坦开阔，辐辏广远。
　　气候———“四时之变”。城市区位选择理论强调中低纬沿海地区光照充足、温度适中、降水充沛，是早期城市产生的重要区位。若以今地考之，句践大、小城城址完全符合了这种特质。神奇的北纬30度纬线横穿城中心，亚热带季风气候表现出夏季高温多雨、雨期长、年太阳辐射适中、冬季较冷但并非寒冷的特质，四季异常分明。更为重要的是2500年前的气候环境还较现代要温暖湿润得多。气象灾害仅限于夏季来自海洋的台风和春夏之交的暴雨洪涝。但因为大、小城址位于今浙北丘陵之阴，南部崇山峻岭有效地阻扰了台风前进的脚步，减弱了台风的破坏力，使其成为强弩之末。洪水要算是越地最严重的气象灾害了，确切地说，不只是洪灾，还应包括后海的咸潮浸灌。如前所述，越人早就掌握了御咸蓄淡的水利工程技术，使这一危害也就转化为了对农业发展、供应城市生活、生产用水的有利方面。
　　水源———“或水或塘”。城市区位理论强调水源对城市起源的影响主要指的是水源充沛使该地农业发展条件好，生产富足，以便于养活更多人口的一面。大、小城址为浙北丘陵几十条溪河泥沙冲积而成的平原，河渎纵向分列，奔流入海，就近取用，灌溉便利。河渎之间“或水（田）或（鱼）塘”，大力发展水田作业和鱼类养殖，因势利导，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即使在大城内，也预留了大片农业用地（今建功中学地块十几年前还是一大片农田和养殖场），就近取水灌溉，以备战时之需。
　　土壤———“春种八谷”。土壤肥沃、农业历史悠久是现代地理学关于城市区位选择的又一重要条件。越都大、小城所在地位于山麓冲积扇区域，土层深厚肥沃，丘陵冲积物富含多种有机质、微量元素，为农牧业生产奠定了充足的养分基础。单就《越绝书》中记载的作物就有赤豆、粟、麦、大豆、黍等近十种。且城址所在地周边还有丘陵黄红壤、近海沙地，水、旱地兼备，适配作物广泛，物产丰富。这些都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物质基础。
　　交通———“四达之地”。现代地理学强调河流运输的起点、河流交汇处、河流入海口处因其优越的运输条件，物流便利，成为城市起源及发展的重要区位条件。古越人“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其主体交通工具应该是船。内河航运的载体首先是自南往北流的自然溪、河、渎，其次还包括人工运河。《越绝书》中记载有“山阴故水道，出东郭从郡阳春亭，去其五十里”，这是中国最早的人工河之一。其为东、西向，与自然河渎的南北流向一一交错，起到了沟通串联、缩短运输里程的作用。城址东侧的若耶溪（今平水江），至今仍是山会平原上较为宽阔的内流河道。由此可推知，大、小城址选择时其必为这一块冲积平原上运输最为忙碌的通道。以今地考之，大、小城沿平小江南到丘陵与北到后海的路程大致相近，足以印证大、小城城址在当时为这一繁忙运输通道的中枢。加之随后沟通的人工运河连接了都城与东小江（今曹蛾江），使大、小城真正巩固了其南北、东西轴向水上交通枢纽的地位。
　　军事———“决西北，亦有事（恃）”。现代地理学认为早期部分城市城址选择在河流中间的岛屿或河流边的凸岸地带，主要利用了其四面或三面临水的地貌，即将水域面积作为了天然的军事防御屏障，又省却了深挖壕沟的大量劳力。越都城选址虽没有三、四面临水的特征，但充分考虑到了自然河流作为天然防御依恃这是确定无疑的。若把它放在吴越战争中、越国复兴时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从表象看，越人从丘陵山地迁都到平原，看似将战线推到了无所依赖的前方，实则不然。笔者认为这恰恰是越人考虑到了河渎纵横、沼泽广布的自然地貌可充分发挥其御敌、滞敌的隐性防卫功能而作出的选择。《越绝书》记载的“外部筑城（大城）而缺西北，示服事吴也”，大意指大城在今绍兴城内西北方向蕺山———府山一线是不筑城墙的。以今地考之，古时这一线至少有三四条横向自然河渎，这些河渎至近代时还有遗存，如上大路河、新河、水澄河。依照一地水道由古及今只会减少很难增加的常理（年代越往后，街路、民居、市政会占用、堰塞河道），春秋时在这一地域上自然河渎还要密集得多。越人缺西北实则是筑城也难，不筑也无妨。加之这一线两侧有蕺山、白马山、龙山、蛾眉山四山环绕，形似口袋，若藏兵于后，可诱敌深入而后围歼之。《越绝书》中记载：“内以取吴，故缺西北，而吴不知也”，应是这个理儿。另外，大、小城北的广阔平原，大部分时间是旱、涝不定的沼泽地，大规模的用兵难以展开。再远处，又有钱塘江天堑可以依托，战略缓冲功能凸现。综上所述，大、小城城址的军事防御功能可谓周全。
　　更为重要的是，大、小城城址的选择中还有较多战略层面上的意义。其一，背离故土故城，足可向吴王显示其屈服的良苦用心。其二，这也是越人开疆辟土、谋求新地发展的忍辱复兴观念在实际行动上的表现，对于广大子民的激发促动不可小视。其三，新城城址选定在各工矿、农林、盐业、造船、军事基地圈层结构的中心，是东、西小江夹带的这块平原地形区的区域几何中心，这使其能在短短一、二十年就成为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中心成为了可能。
　　通过对春秋句践大、小城城址选择的地理学层面上的考察，我们发现：越国君臣在选择决策时充分考虑到了自然、水文、交通、军事诸因素的影响，这俨然是现代地理学关于早期城址选择理论的极佳案例。但这绝不能用“巧合”二字就可以一笔带过，这是越国君臣智慧与灵气的象征，更是古越人勇于创新、敢于实践的最好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