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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中亚五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为基本内容的“中国-中亚精神”，为推动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图为图尔古孙水电站。该水电站是共建“一带一路”中哈产能合作框架下首个落地的清洁能源项目。

2025 年 6 月 16 日至 18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峰会的主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提出，“我们的合作根植于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巩固于建交 30 多年的团结互信，发展于新时代以来的开放共赢。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神’”。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总面积约 401 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8000 万，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棉花等。该地区关涉我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西向陆上通道建设和能矿进口多元化等重大战略利益。2020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共同创立中国-中亚机制，并于2023 年 5 月在古都西安召开首届峰会。此后，机制下设的 13 个部级合作平台相继建立，常设秘书处全面运营。在短短五年时间内，中国-中亚机制已呈现“元首引领、政府推动、各界参与、多轨并行”的立体多元格局。

中国-中亚合作

不断结出硕果

中亚地区在古代是亚欧大陆诸多古典文明交汇之地。公元前2世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东西方之间的商路。此后，以玄奘法师、丘处机、陈诚为代表的旅行家和使节，以粟特诸姓为代表的商旅艺人移民，以及历代穿行于各草场之间的游牧民共同促成了亚欧大陆各地器物、思想和艺术形式的交流与交融。丝绸、茶叶、马匹、苜蓿等物产流转于商路，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经中亚传入中原，金属铸造、凿井、造纸和医疗等领域的知识和技艺则依托人员的流动而传播。近代以来，“丝绸之路”一词成为沿线国家纪念与传承上述历史遗产、表达美好愿景的共同文化符号。

2013 年，习近平主席正是在哈萨克斯坦首倡“丝绸之路经济带”。12年来，沿线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贸易额持续扩大，在 2024 年达到了 948 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中国对中亚国家累计投资超 300 亿美元；截至2025 年 4 月，中国在中亚国家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合同额 1201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756亿美元。

中亚国家长期渴望升级交通物流、电力和通信基础设施，以克服海洋贸易时代内陆地区的物流成本，更好地融入国际分工体系。21 世纪初以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修建了中哈原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吉乌公路、中塔乌公路。中资企业大力支持山地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升级国内交通干线和电网，为两国维护国家统一和各地之间的联通作出重要贡献。目前，广受关注的中吉乌铁路已正式启动，中哈之间的第三条铁路规划正稳步推进，中国与中亚五国的首都均开通直航线路，越来越多中国城市开通中亚班列。如中亚政要和学者所言，中国已成为中亚国家接入世界市场的“海洋”。

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的重要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发展之路和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其特征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而本次峰会上提出的“共同现代化”理念则以中国道路为基础，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合作擘画了愿景。

第一，在“睦邻安邻富邻”和“亲诚惠容”周边工作方针指引下，中国同中亚国家平等相交、真诚相待，并在本次峰会上通过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将世代友好的原则固定下来。

第二，峰会确定 2025 至 2026年为“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年”，力争在贸易畅通、产业投资、互联互通、绿色矿产、农业现代化、人员往来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实施更多项目。

第三，中国愿同各国共同加强地区安全治理，携手防范和抵御极端思想，实现国防和执法安全现代化，提升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治理能力，并共同帮助阿富汗早日实现稳定和重建发展。第四，中国愿加强同中亚国家在立法机构、政党、妇女、青年、媒体、智库、地方以及文教诸领域的合作，推动形成和全方位的“心联通”格局。

第五，中国愿与中亚国家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积极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中国-中亚精神”

引领共同现代化

当前，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同时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中亚精神”的提出无疑为动荡变革中的世界注入和平与发展动力。

通过走访在中亚国家展业的中资企业，笔者有幸能从近距离观察“共同现代化”如何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中促进各国民众的民心相通。

多数在中亚国家长期经营的生产型企业往往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属地化管理经验，开展过形式多样的企业社会责任，培育了以厂区为中心的社会支持网络。尤其是厂区设在偏远郊区甚至山区的工矿业企业往往高度重视融入所在社区或县域，与当地各方建立利益共同体。

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山区的一家中资民营企业经营一座金矿，是所在县的支柱企业。该公司在当地政府和民众要求下出资修建县内的学校、体育馆、公路、桥梁、水渠、宗教礼拜场所乃至民房，矿区使用的机械设备一度有三分之二被调用于上述工程。与此相似，塔吉克斯坦北部经营铅锌矿的一家公司上缴税收占所在州税收的 30%。该公司成为邻近村落青壮年劳动力的主要雇主，出资修建矿区至所在县城的公路，牵头建设所在区域的工业园区，并支持偏远山区唯一一所小学的日常运营。在长期经营后，此类企业往往培养了一批资深本地员工，且部分出任管理层岗位，中方员工一般占比在10%左右。

在中亚地区展业的中资企业所考虑的往往并非狭义的账面利润，而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综合考虑的“大账”。而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来自不同地域的人往往能塑造新的社会关系，将各方所具备的资本、技术、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关系组合在一起，在劳动中推动民心相通。

北京大学积极参与推动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在中国与中亚地区关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北京大学于 2024年 5 月成立了中亚研究中心，旨在联络与协调校内相关领域研究力量，深化对中亚问题的研究，搭建联通内外、沟通各界、服务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学术平台。中亚研究既包含对中亚地区古今语言、文字、文学、文化、文明的基础研究，同时也指涉对中亚五国政治态势的跨学科研究，是需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政策实践各部门通力合作的领域。

早在清末民初边疆危机的背景下，北京大学的文科各系云集了包括张星烺、陈垣和向达先生在内的一批精研西域的先贤。新中国成立后，季羡林、张鸿年和余大钧等前辈学人为中亚历史文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亚通史》的作者王治来先生也正是在1954-1959 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期间与中亚研究结缘。1991 年中亚五国独立以来，以当代各国内政外交、民族宗教、考古和近代历史为焦点研究也开始蓬勃发展。进入新时代，北京大学相关学科的学者继续从政治经济态势、地缘格局、历史源流和文明传统等角度建设更为整全的中亚研究知识体系，为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智识力量。

在传承学脉的基础上，北京大学中亚研究中心积极探索中亚研究的新路径。

在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心承办了北京论坛分论坛“中国-中亚-中东的区域联通与可持续发展”和中国南亚学会中南亚分会第三届年会，搭建政产学研相互促进的科研平台；组织学术调研团队赴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调研中吉乌铁路沿线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赴新疆喀什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考察沿边各口岸建设和物流状况，赴西安调研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农业合作现状。

作为一流高校的科研平台，中心自觉肩负起中亚研究人才培养的职能，持续建设覆盖本研各阶段的中亚研究课程体系，并依托公共乌兹别克语课程连续两年举办全国乌兹别克语大赛，与中央民族大学合作组织“中亚实地调研经验分享会”等学术活动，支持学校不断完善多语种、在地化、跨学科、国际化的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体系。

自近代以来，北京大学就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始终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沟通交流的重要桥梁之一。在中国-中亚精神的引领下，北京大学将继续以国家战略为导向，盘活现有资源，加强开放合作和资源共享，积极承担解读国情、诠释文明和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职能，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共同现代化征程提供智力支持。

（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长聘副教授、北京大学中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