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 堂
回顾大学四年的求学时光，最值得回忆的是课堂里那些闪光的时刻。中文系老师们始终保持着高扬的讲授热情，在有限的课时中，绽开思想的光焰。
成娟阳老师的课堂风格一向平和端庄、不疾不徐，散文专题的讲解尤其如此：我们从宏观视角切入，先梳理各类文体的源流与体制规范，而后才论工拙巧思。通览论辩、序跋、奏议、书说、传状、碑志等文体后可以发现，在古人日常书写中占比最重的，并非那些文采斐然的即兴之作，而是体制先行、端庄厚重的公牍文字。诚然，历史的长河中不乏体制健全的作品，真正考验功力的却是如何在既定规范中巧妙运笔；那些机械套用、批量生产的文字游戏，与跃动着人文关怀的真挚之作，差异可谓一目了然。以古比今，公文写作亦是影响现代社会运转的重要因素。它像大厦中的一块砖，看似平凡，却承载着各方力量的微妙博弈。作为文字工作者，合乎规范只是起点，如何在严谨的格式中注入温度，才是我们应当不断探索的要义。
刘学老师的课堂有最丰盛的稗官野史、文人本事和最有趣的课堂形式。老师十分赞成程千帆先生所言：“文学研究者必须学一点创作，必须具备敏锐的艺术感觉”，老师本身也精于诗法词法，因此作业内容常常包括作诗作词。于我而言，七言律诗的创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作业截止提交前一天我仍旧闭门觅句，在极其有限的韵字间挤压诗意；好在律诗作成之后并没被老师批评，我便又快活起来，仿佛得到了一种精神的胜利：尽管它支离勉强，但总归合乎体制，倒也没人能说它不是“诗”了。于是我开始感激老师所传授的那些严苛的作诗法度：它起源于宫廷诗人应诏作诗的高压环境，它让平庸之辈通过刻苦学习，亦能在规定时间内不太难堪地写出一首“合格”的诗来，并且能够让我们更清楚地知晓“好”诗的标准，知晓它们在看似轻盈的起承转合之中所蕴含的千钧之力。
有幸旁听过叶烨老师的元明清文学史课，印象最深的是老师曾从市民阶级经济背景的角度对《水浒传》进行解读:市民阶级所推崇的“义”实际上是一种进城务工成员的互助策略；而他们对于女性和儿童的淡漠态度，实则源于经济窘迫催生的防御性心理。老师从《水浒传》与失序的经济背景结合，揭示出文学与社会土壤之间深深的血脉联系。于我而言，这种解读具有珍贵的启迪作用。
周秋良老师布置过一个课程作业是做一个家乡文人的人物小传。着手准备资料时，我遗憾地发现自己竟从未真正关注过桂林一脉的文学创作。家乡桂林完全作为风景地标被反复提起，其“历史文化名城”的身份却在集体记忆中悄然褪色。为了找到《广西历代文献集成》，我联系了初中语文老师和地方图书馆。在辗转联系的过程中，我的故旧亲友们不约而同地展现出一种隐秘的惊喜与欣慰——好像他们一直在等待，而我今天终于发问。尽管只能浮光掠影、走马观花地检索部分内容，但我至少已经发现，这座我熟悉到不再能看见新风景的城市，尚有无数的故事深埋在土壤深处。
晏选军老师的文化史课，会对一些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进行反拨，最有意思的是对“武松打虎”的重新解读。武松出于自保，赤手空拳打死老虎；但其后武松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的力量崇拜，因此武松成为英雄，其实这种逻辑暗含着“强者即正义”的价值隐患。而比起力量崇拜，我们要关注的应该是其在退无可退的绝境中迸发出来的、人性的力量。老师的解读将文化传统中某些习焉不察的迷思挑明出来，具有极强的启发性。
余慕怡老师的课堂欢快得简直不像课堂。在讲述思想史研究的原则时，老师提出一个有趣的设想：五百年后，当后人扫描墓碑上的二维码，看到一段因年代久远而损坏的篮球视频，其中篮球球体的影像因为某些原因已经损坏，视频里只剩下人们追逐、拍打和跳跃的动作，后人据此推测这是某种原始舞蹈，而体育运动就起源于这种舞蹈。此番荒诞的“推测”与“定论”实在让我们胆战心惊。其实，这种误认在历史研究中不在少数：当我们面对残缺的史料时，往往会在无意间悬置了原始语境，将思想从它生长的土壤中剥离，最终导致理解的偏差。我们要研究的对象——“思想”，就如那个消失的篮球，它看似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却承载着理解整个时代的密码。而我们之所以如此胆战心惊，是因为慕怡老师将我们放置在了“被研究”的位置之上，让我们亲历不仅被误认、被曲解、甚至还百口莫辩的复杂情绪。于是我突然意识到，我们的工作不仅面向过去，更接受未来的审视，这种跨越时空的双向凝视，让研究变成了一场惊险的接力——我们既是解读者，又是被解读的对象，因此，我们所作出的每一个选择，都需要无比的审慎和耐心。
想要一一道谢的老师还有很多。中文系的师长，是我深深敬爱的一群人，尽管绝大多数时候我在他们面前倍感局促。所幸未来的路还很长，我会继续做一个好奇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