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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戴骥盈生于农历甲寅年腊月十五(1915 年 1 月 29 日 )，家境优渥，自小熟读《四书五经》。父亲成绩优秀，考上了江苏省南菁中学，当时霍乱流行，父亲的伯伯染病去世。父亲立志学医，高中毕业后考上了国立江苏医学院。

一、辗转千里求学 追寻名医深造抗日战争爆发后，江苏医学院迁到四川北碚，父亲随学校历经千辛万苦到达了北碚。当时全国医学院校较少，1941 年父亲毕业时，学校收到了很多用人单位的聘书，他在其中挑选了福建省立医学院，因为那里有全国知名的医生蹇先器教授。

1938 年，为了躲避日寇的骚扰，福建省立医学院从福州迁往大山深处的沙县。由于路途遥远，战乱时期交通不便，父亲比规定的时间晚两个月到达，单位不但没有批评他，还一下子发给他两个月工资，父亲感恩单位对职工的理解和关怀，花了两元钱请科室的人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在名师的指导下，父亲的业务水平有了飞速提高。除了救治抗日官兵、为穷苦的百姓服务外，他还撰写了《横痃之诊断及治疗》，该书的原稿现在被保存在中国皮肤科博物馆。

由于当时性病流行，但没有统编教材，父亲编写了《梅毒学讲义》供教学用。在名师的指导下，再加上个人的勤奋努力，父亲很快就晋升为主治医师和讲师。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家发生了内战，江苏镇江也不太平，父亲就一直在福建工作，直到镇江解放后才带着母亲、姐姐和我回到了江苏医学院。

二、深入藏区治病救人 风餐露宿逢凶化吉父亲回到母校后被聘为副教授。由于他在性病防治方面经验丰富，1950 年秋他被卫生部抽调加入中央防疫总队第七大队，到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性病防治和巡回医疗。父亲随该大队 60 多名医护人员赴甘肃省的夏河、卓民、东乡、临夏和青海省的湟原、海晏等地区，开展了 9 个月的防治工作。当时少数民族地区梅毒传播情况严重，造成人口锐减。治疗梅毒的有效药物青霉素问世不久，非常昂贵。据传言，当地一个医生给病人打了一针青霉素，牵走了病人家 15 只羊。当时中央医疗队给予全免费治疗，却还有病人不愿意治，需要上门做思想工作。当时的道路很差，有的地方根本就没有路，医疗队很多时候在茫茫的草原、沙漠上开车，有时还要爬雪山，深入牧区挨家挨户为患者精心诊治。在中央医疗队员们的艰苦努力下，大批的性病患者被治愈。一次父亲和同事一起坐汽车，在山路上颠簸前行，一辆小吉普车从后面驶来并迅速超过了他们，但没有多久那辆小吉普车就消失了。父亲乘坐的车的司机发现情况不妙，立刻减速停下，发现前方有一个大坑（当地人淘金所致），掉进去的小吉普车已车毁人亡。虽然道路崎岖，生活艰苦，但医疗队员们都很乐观。有一天汽车出现了故障，大家在路边等候修理，有人诗兴大发，起了一个头，大家积极续接，最后形成了一首打油诗——“一去二三里，车停四五回，上下六七次，八九十人推”。当时工作任务繁重，好在医疗队员们都很年轻，受得起累，但是生活上有一些问题很难克服。当地一斤青菜卖 2 万元 ( 旧币 )，医疗队员们吃不起。洗澡也很困难，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水，即使夏天也是冰冷的。但到兰州、西宁等大城市时，医疗队受到当地政府热情款待，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整。当地政府不仅为他们举办宴会，还为他们举办舞会。

特别要提到的是，那时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患了皮肤病，请中央医疗队会诊。父亲在医疗队中年资最高，临床经验丰富，被选为会诊医生。会诊后，当时只有 14 岁的班禅送给父亲一张他头戴尖顶班智达帽、身穿藏僧服的照片，留作纪念。

三、勤勤恳恳全心服务 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父亲的业务水平得到了医疗队马海德博士及同事的认可。1953 年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成立时，父亲被调去当病区主任，直到该所找到了具备相应资质的人才，父亲才回到苏医。

马海德博士是麻风病专家，当时任卫生部高级顾问。为了弄清麻风病的发病率，他连续四年到江苏海安进行麻风病普查，父亲给他当助手，每年要去海安三个月。

形态特征是皮肤病重要的诊断依据，为了保证教学的直观效果，父亲刚开始亲自用蜡做了许多教学模型。后来因为工作繁忙，父亲到街上物色了一个会绘图的年轻人，并教他做蜡模。这位年轻人后来成为苏医的正式员工。

父亲当时还兼任苏医教育工会副主席 ( 主席为姚荷生教授 )，除了为会员们解决临时困难外，还为广大职工办了许多实事。例如，工会办了一个儿童图书馆，职工小孩都可以在那儿借书阅读 ；工会在苏医大门外的苏医河里放养鱼苗，每年春节前拉网捕鱼分给会员，在物资匮乏年代的春节，会员们家家有鱼吃。

1957 年苏医搬迁到南京，父亲经常往返于南京和镇江两地，每次回来都给我们带上南京的土特产和火车上卖的果馅面包，有时还带我们去附近旅游，虽然花钱不多，却体现了他对孩子的关爱。1962 年父亲曾带我去黄山旅游。

1959 年，父亲调到南京医学院徐州分院工作，任附属医院副院长，分管教学工作。徐医成立时，学校没有教学大楼，借用徐州助产学校的教室上课，直到1961 年，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盖好，学校才搬到淮海路校区。

1961 年，首届学生要上临床课了，有的课程，徐医附院没有相关的老师，只有请南医的老师来上课。这项任务父亲义不容辞， 如泌尿外科课程，请了他的同学刘正确教授 ；神经内科课程，请了侯熙德教授等。他们到徐州来一次要将整门课讲完，时间较长，除了公家宴请之外，作为老朋友，父亲也要在家里宴请一次。由于那时是困难时期，有钱也难买到副食品，父亲就将国家配给他的营养品以及家里的票证作请客用。由于父亲兼职很多，如农工党江苏省委委员、省政协委员，再加上他还要亲自为病人诊疗，有时难以抽身，我曾作为他的代表，陪同侯熙德教授游览过云龙山和云龙湖。

徐医第一、二届学生的很多课程，都是由南医的教授亲自教授整门课程，这些教授在南医也未必教授整门课程。如清华校长梅贻琦所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正因为有大师的指教，加之同学们的努力，徐医培养出来的学生素质是比较高的。分到北京、上海的毕业生们很快都成了三甲医院的骨干，留校的毕业生们也成了学校临床、教学、科研的中流砥柱。

父亲当时还是中华皮肤科学会江苏分会的主委，那时徐州各县都没有皮肤科医生，由外科代看。大家听说徐医附院有皮肤科的专家，纷纷前来就诊，人满为患。“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父亲向当时地区的卫生局局长建议，要为每个县培养一名皮肤科医生，后来通过大家的努力，很快每个县都有了皮肤科。

父亲的临床水平也是很高的。有一次徐州铁路医院请他会诊。一位吴姓的重危病人发高烧，体无完肤，身上插了许多管子，一天用十几种药，医院已下了病危通知。父亲一看就认定该情况是药物引起的大疱性表皮松解萎缩型药疹，让医院把所有的药都停了，每天只吃几片激素，不久病人就痊愈了。他将该病例结合以前治疗过的两个病例，写成了文章，发表在《中华医学杂志》上。

父亲任主委的省皮肤科学会，每年都按时召开年会，极大地提高了江苏省和徐海地区的业务水平。

“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皮肤科大会在徐州召开，许多老教授劫后余生，相逢时感慨万千，纷纷表示要把因“文革”失去的时间补上，为振兴我国皮肤科事业贡献力量。父亲被推选为中华皮肤科学会常委，徐医附院的皮肤科在全国也出了名。

父亲在医学临床、科研、教学的沃土上，默默耕耘了半个多世纪，桃李满天下，他的辛勤劳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有口皆碑。“文革”前，徐医有一个晋升教授的名额，大家一致认为父亲工作辛苦，对学校贡献大，将此名额给了父亲。“文革”后，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亲爱的父亲，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戴玉琳是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副研究员，卫生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第八、九届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退休前是上海海关国际旅行保健中心的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