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内容

　　一、选题的初衷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四中全会上强调：“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忧患意识、忧党之心可从历史借鉴中来，苏联和苏共的兴衰成败，对我党而言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借鉴。同样是共产党执政，同样是搞社会主义，同样是大国大党，同样是长期执政，上个世纪90年代苏共为何垮台？苏联缘何解体？对比而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何以成功？苏共、中共，这一败一成执政效果的反差对比很值得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重大的历史事变都是一种历史“合力”的结果。可以说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的原因是错综复杂的，删繁就简，总体来说，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亡党大致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二、苏共亡党、亡国、亡制的原因（一）原有苏联模式积弊太深，积重难返（内因、远因、根本原因）1.非科学发展模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按正常来说应该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并重，两条腿走路，但苏联是单条腿蹦跶，重工业，特别是军工工业长期优先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受到轻视和压抑，对苏联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度不够。继斯大林之后的苏联几任领导人，执政期间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斯大林模式的弊端，赫鲁晓夫实行的是准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推行的是新斯大林主义，这种长期不以人为本、不全面、不协调而且日益僵化的非科学发展模式必将导致不可持续的发展恶果。
　　2.“民生问题”很成问题僵化的非科学发展模式必将引发的严重民生问题。苏联强大的军事科技是以广大苏联人民生活质量的长期没有提高为代价的，许多用来与美国争霸的军事扩张战略和军事科技发展计划，是靠不断烧国民财富的钱维系着的，苏联几代领导人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老百姓的衣、食、住、用、行的问题，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普遍的生活物资匮乏状态长期存在。长此以往，人民对生活的不满便迁延到对社会主义制度、对苏共的不满。
　　3.苏共———反苏又反共苏联从斯大林开始形成的政治体制，既违反了苏维埃民主原则，又违反了共产党民主集中制原则。从斯大林算起，深受沙皇君主专制传统的影响，苏共在政治体制上搞的是四位一体的反社会主义民主制———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指定接班人制和官僚特权制，窒息了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的生机和活力。
　　4.霸权主义造成内外离心离德在对外关系上，苏联在同美国进行全球争霸的同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也奉行沙文主义，搞大国大党霸权主义，对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政外交任意干涉，甚至为争夺霸权不惜发动侵略战争，四处树敌，搞得众叛亲离。同时，苏联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上，既有历史欠债，又有政策失误，从而在民族关系中埋下了尖锐的矛盾和问题。
　　（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直接原因）1.先左后右，从拒绝改革到背离社会主义原则戈尔巴乔夫执政共6年，改革的特点是先左后右，前三年继续坚持苏联的既有体制，搞“完善的”社会主义，后三年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大搞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追求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导致政局动荡、经济恶化、民族关系破裂，结果是自乱阵脚，丧失阵地，在内患外困中亡党亡国。
　　2.引狼入室，对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由屈从到迎合戈氏改革造成的混乱给了西方国家加紧对苏联和平演变以可乘之机。西方国家看到，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行的“改革”符合自己的要求，因此纷纷表示支持，愿意给予援助。戈尔巴乔夫也把“改革”成功的希望寄托于西方的施舍。1989年开始，戈尔巴乔夫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革”，结果很快导致社会动乱和民族冲突，经济形势日益恶化。他阵脚更加慌乱，于是便卑躬屈膝加大向西方乞讨的力度。西方则趁此“良机”，提出各种苛刻的附加条件，加紧对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而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洞开国门，予以迎合。
　　3.养虎成患，对党内的所谓“民主派”由反对到合作苏共党内许多丧失信仰和立场的所谓 “自由派”、“民主派”，先是打着苏共和社会主义旗号，却是行着挖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墙角之实，利用人们对苏联体制弊端和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误的不满，大肆攫取政治权力；后是在西方反共势力支持下撕掉假共产党、假马克思主义的伪装面具，为搞垮苏共和苏联不惜出卖国家利益，而作为苏联和苏共的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对此采取的是右倾投降主义态度。
　　（三）西方从外部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外部原因）时至今日，在反思苏联解体原因的时候，内在原因固然为主，但外部因素也不可忽视。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对苏联进行和平演变和在苏联改革处于内忧外困之际的推波助澜的因素不可小视。其对苏联和平演变的招数有：
　　招数之一：利用大众传播媒体，大举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招数之二：利用经济贸易、技术援助，诱导苏联的改革朝着西方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招数之三：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干涉苏联内政，支持和扶植苏联社会内部的反对势力；招数之四：利用苏联的民族问题，破坏苏联的民族关系，在苏联内部制造动乱。
　　这些似乎不由得让人感叹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西化、分化图谋早已有之，于今更烈。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松懈，如果掉以轻心，就可能出现“温水煮青蛙”的悲剧结果，出现比苏联解体、苏共亡党更惨的惨剧。“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姜子牙《司马法?仁本》)同样是大党老党，同样是曾经面临着改革的难题，同样是经历过非常危机的时刻，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摆脱困境，走向成功，迎来辉煌呢？我们的成功之道有哪些呢？
　　三、中国共产党何以摆脱困境、走向成功（一）毛泽东思想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1.反和平演变的预防针孙子兵法有云：“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晚年出于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亡党亡国悲剧预防性的战略思考，进行了反和平演变的战略预演，给内外敌人以震慑，给人民以教育，这是一个真正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的长远考虑。但初衷的合理、目的的正确不能代表手段的正确，思想过于超前于现实，带来的可能是痛苦和悲剧。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毛泽东这种前瞻性战略考虑的合理性。“当年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就，身躯倦，鬓已秋；你我之辈，忍将夙愿，付与东流？”（毛泽东《诉衷肠》，1974年）2.坚实的党群关系基础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和建设上的卓越表现，中国独有的党群联结方式和紧密的党群关系的优良传统，使得无论是面对怎样的艰难困苦，甚至是在出现政策失误之时，广大人民群众也始终相信我们的党，相信我们党自我革新的勇气和力量，这是我党得以长期执政的根基和血脉。
　　3.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毛泽东思想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独立自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得以成功，靠的是这个，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成功和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同样也是靠这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靠自立自强，不仰人鼻息，才能处变不惊，不怕风吹浪打。当前和今后的中国的和平发展，其基本立足点仍然是独立自主。
　　（二）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机和活力相比较而言，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有几个方面的突出特点和优点。
　　第一是改革的态度积极主动。及时有效调整工作重心，果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再一次获得了发展的春天。
　　第二是有序的放权让利。主要表现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调动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积极主动地放权让利，打破原有体制对民众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束缚。
　　第三是着力改善民生。通过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使得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让最广大群众共享到改革开放的经济成果，夯实了我党执政的现实合法性，并塑造了良好的未来合法性。
　　（三）中国改革选择的途径、方式合理科学较之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失当、失误和失败，中国改革无疑是相当成功的。中国改革道路的优越性表现在：
　　1.先经济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先行，政治体制改革随之，但强调稳步进行。因为经济体制改革出现失误可修正，改革开放积累的经济成果使得我们拥有对体制改革失误的经济补偿能力，但政治体制改革出问题则不可逆。苏联、苏共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成效之前，先盲目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先左后右”，结果出现了危机共振、不可收拾的局面。
　　2.渐近式改革。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事业，马克思经典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老大哥苏联提供的是反面借鉴。较之苏联的激进式改革，中国改革是渐近式的，渐进式地进行，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实验来稳步进行，成效明显。
　　3.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强调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强调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对改革的引导，有力地防止了盲目无序、不分轻重缓急地改革可能造成的自乱阵脚、自失阵地的混乱局面的出现。
　　（四）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变革首先表现在执政理念革新上，结合变化的世情、国情、党情，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念。同时，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样稳步进行。针对较为集权和僵化的政治体制，我党以自我革命的勇气，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改革，如实行党政分开；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保证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有序平稳交接，并逐步实现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改革完善。
　　（五）坚决反和平演变改革开放中，邓小平更加强调“警惕右，防止‘左’”，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和平演变，强调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前提，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苏联被和平演变之后的惨剧以及苏联之后俄罗斯经济社会发展的恶化景象和困顿局面犹在眼前，可谓殷鉴不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更要注重反和平演变。
　　四、当前值得警惕的几种社会思潮（一）新自由主义对于肇端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这场经济危机，挖其思想根源，以鼓吹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是罪责难逃的。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都饱受批评，还有多少推广的价值呢？相比较而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建设成就，形成的既切合中国国情又体现时代特点的“中国模式”，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二）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同源不同道，中国不具备走民主社会主义之路的基础，苏联戈尔巴乔夫的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惨败是前车之鉴，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论者所推崇的“瑞典模式”的确有其可借鉴之处，但中国在发展基础、现实国情、发展阶段上迥异于瑞典，中国并不具备复制和移植“瑞典模式”的条件和基础。
　　（三）历史虚无主义这些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等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发展到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
　　五、青年学生怎么做面对纷繁复杂、暗流涌动的社会思潮，我们青年大学生应自觉增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从思想上和行动上自觉抵制各种危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言行，真正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实后备军，成为反对西方和平演变的清醒的思想战士，成为保卫中国和平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体力量。然而“打铁要自身硬”，为此我们应追求：
　　（一）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以其理论性和实践性紧密结合，以其阶级性和革命性有机统一，昭示着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力量。我们应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自觉培养和树立坚定的阶级立场，即劳动人民的阶级立场，培养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和平演变。同时，培养马克思主义哲学素养和辩证思维、科学思维，对待大是大非的问题，尤其是涉及到我们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问题应该明是非、晓对错、知荣辱；面对良莠不齐的各种社会思潮和国外媒体宣传，应有辨别、有主见，不偏听、不轻信。
　　（二）做理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不单单是一种情感和义务，更是一种能力和责任。我们应抛弃各种非理性爱国方式，诸如受伤悲情式爱国、愤青骂街式爱国、好勇斗狠式爱国、违法乱纪式爱国等。应转变到崇尚和追求理性、科学地爱国：成熟理性地爱国、专业科学地爱国、独立自主地爱国、遵纪守法地爱国。利用高校学习的大好时光，丰富和充实自己，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创造更多更大的社会价值，实现更高层面、更高阶段的爱国。
　　（三）做务实的行动主义者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好，成为理性的爱国主义者也罢，光有热情，空喊口号是不足为凭的，所谓知易行难，国家的强大，民族的复兴是以我们这些一代又一代的学子的踏实进取、成长成才为基础的，需要同学们以务实的行动来给予推动和实现。因此，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应成为我们共同的励志心声。最后，有几句赠语与同学们共勉：
　　1.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2.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气平；3.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4.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作者简介：刘永志（1978———），男，汉族，内蒙古兴安盟人，中山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燕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术专长：党史党建。